墓志中详细叙及了守礼的仕宦经历，其中大部分事迹，《研究》都已进行了考证，但《考释》仍指出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陈守礼何以遭人谗毁；二是陈守礼与泾原兵有何关系。

第一个问题。墓志序中载：“大历八祀……转本军（左龙武军）大将军知军事。麾下颁赏有差，常以执法守官，画一从政，乃为吏所害，谗毁生焉。中构上闻，遂留徽纆，帝知无状，本军元从将军王罗俊等一千余人诣阙自刵，理大将军功。”其后铭中又载：“天意既臧，莠言上彻。匪言是征，恶乎攻讦。知臣惟君，罔有阅罚。”通过对比、连缀可以发现：大历年间，时任左龙武军大将军知军事的陈守礼，在奖励部下方面一直坚持秉公守法，这反倒引起了获赏不丰者的不满。为报复守礼，他们“匪言是征，恶乎攻讦”，上莠言于代宗，守礼遂遭下狱，但军中诸将知守礼蒙冤，于是在元从将军王罗俊的带领下聚集一千余人诣阙，一方面自割其耳，为守礼申冤；一方面向代宗极陈守礼昔时之功。而此时，代宗也没查出守礼罪状，故不加治罪。这一事件，实质上是因军中奖赏不满而引发的一起诬告。这类因部将不满而诬告主将的现象在唐代非常常见，如唐初李靖统军破吐谷浑，“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总管，以后军期，靖薄责之，甑生因有憾于靖……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诬罔得罪”^[40]，这与守礼的经历极为相似。

第二个问题。墓志载：“乃出于泾陲，会刘文喜□□军□枭首。是策也，先君画焉。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待诏阙下，遇贼臣朱泚以泾原群逆窃据京师，乃随司徒李公驱除枭镜，改太子宾客，进封淮阳郡开国公，仍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这段话，实则包涵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其一，建中元年（780），刘文喜叛乱事件。“（刘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41]。墓志中所谓的“乃出于泾陲”，应该就是指守礼参与了这次平叛。至于墓志中提到的“会刘文喜□□军□枭首。是策也，先君画焉”，则是夸大了守礼在平叛中的作用，据两《唐书》及《通鉴》关于刘文喜叛乱的记载综合来看，刘文喜据泾州叛后，派其将刘海宾入奏请为节度，但遭到了德宗的严词拒绝。在朱泚等将的不断围攻下，泾州城岌岌可危，海宾遂与诸将杀死刘文喜，以应唐军。这其中并没有提到守礼的作用，更遑论策划之事。况且《通鉴》中还详细记录了刘海宾说与德宗的一段话，“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42]。可见，刘海宾是主动要求杀刘文喜的，而非某人策划。再有从陈守礼平叛后，“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一事来看，他确实也没有立什么殊功，只是按常例寻常升调罢了。对此，另一平叛将领曲环的事迹可印证这一点。在平叛前，曲环为特进、太常卿、太子宾客，与守礼的特进、左龙武军大将军知军事，地位高下相似。叛起，曲环“与诸将讨泾州叛将刘文喜，平之，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陇两军都知兵马使”^[43]，这又与守礼的“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相似。这说明这次平叛，只要是参与其中，散阶普遍都会晋升一阶，曲环、守礼两人都是由特进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的，曲环未立什么殊功，说明守礼也是。所不同的是，曲环有“邠、陇两军都知兵马使”的实职，而守礼没有，大概是因为守礼曾被下属告发过，虽是诬告，但皇帝毕竟对此仍难释怀，不但不给守礼实职，而且还将其调离了军事岗位。(www.daowen.com)

其二，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事件。墓志中说：“（守礼）遇贼臣朱泚以泾原群逆窃据京师，随司徒李公驱除枭镜。”平叛后，守礼“改太子宾客，进封淮阳郡开国公，仍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这也是寻常升调。首先阶官由“太常卿”变为“太子宾客”，正三品品阶未变，太子宾客虽地位稍尊，但兴元时已增至八员^[44]，尊崇性较以往下降。其次，守礼爵位，虽然由“县伯”升为了“郡公”，但食实封数未变。至于“奉天定难功臣”的称号则更是廉价，德宗在兴元元年（784）正月的赦文中许诺：“诸军诸使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45]

综上，守礼实际与泾原兵之间并无太大的关系，无论是在平刘文喜之叛，还是在泾原兵变中，他都没有立过什么大功。

此外，《考释》中还指出，墓志序的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相比，出现了经历和年龄的相互矛盾，即“（守礼）年十七而从事，年廿而成名，年廿三为代宗中涓吏，年廿五为左巡贼盗捉搦使，年廿七为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年卅为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的叙述与墓志前半部分不符。不过应当看到，这段文字是写在守礼病逝之后的，意在对其一生做一简单总结，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番颂扬，仔细阅读会发现，守礼从十七到三十岁，几乎是每两三年就要升迁一次，十七到二十，间隔三年；二十到二十三，又是间隔三年；二十三到二十五，间隔两年；二十五到二十七，又是间隔两年；二十七到三十，间隔三年，间隔的时间段几乎是平均分配的，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么写一是为了句式排比，造成语势；二是为了彰显守礼的优秀，给人形成一种守礼年纪轻轻就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印象。这种颂扬手法并不罕见，白居易在《七德舞》中写道：“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46]十八到二十四，间隔六年；二十四到二十九，间隔五年；二十九到三十五，间隔六年，间隔时间段相当平均。可实际上太宗举义兵是大业十三年（617），登基是武德九年（626），中间间隔九年，如果起兵时是十八岁的话，那么登基就是二十七，而不是二十九。白居易之所以这么写，也是为了颂扬，这点与守礼墓志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