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中提道：“先君讳守礼，字守礼。本姓李氏，其先陇西狄道人，承袭昭然。父金紫光禄大夫、同安郡王琳，素不繁育，晚年而诞先君。虑不宜尔，爰寄于颍川陈氏以长之。何图有子未举，奄丁鞠凶，太夫人武昌支氏相次崩捐，悲夫！承祧遂隔于吾宗，继体乃留于他族，今则为陈氏矣。”对此，《研究》中提出：陈守礼是同安郡王李珣晚年所生之子，出生之后即被送至陈氏家抚养，但不久李珣和夫人支氏相继去世，于是陈守礼就此改姓陈氏。而《考释》却进行了两点质疑：一、如果陈守礼生父真是李珣的话，那么，志文中的“琳”字当是误刻，为何陈守礼的诸子没能发现？二、陈守礼与邠王守礼未出五服，名字是否应避讳？

如果我们顺着这两点质疑进行思考，就会发现《研究》的结论是很值得商榷的。第一，李珣并不是陈守礼的生父。原因有两点：

首先，墓志中所说守礼生父“素不繁育”，只表明其所生子女较少，并非无子女。但是李珣却没有后代^[5]，与“素不繁育”的说法不符。

可是，如果李琳不是宗室，那为什么会拥有王爵呢？《研究》一文就是从守礼生父卒于开、天之时，而又有王爵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其是宗室的，但若仔细阅读墓志，我们就可以发现守礼生父李琳，并非卒于开、天之际。墓志提道：“何图有子未举，奄丁鞠凶，太夫人武昌支氏相次崩捐，悲夫！”这句话是承接前句“琳，素不繁育，晚年而诞先君。虑不宜尔，爰寄于颍川陈氏以长之”的。那么，连起来看“何图有子未举”的主语应该是陈氏，而非李琳，“举”字有立嗣之意^[13]，这句话可理解为：没想到陈氏的儿子先死去了，随后陈氏夫人支氏也相继逝去。至此陈家已经绝嗣，所以守礼不得以才“承祧遂隔于吾宗，继体乃留于他族，今则为陈氏矣”。也就是说，守礼本来是李琳寄养在陈家的，但不幸的发生，使寄养变成了过继。这一点在墓志后文中也有证实，后文提到守礼“慈而且孝，尝画太妣真容，出入朝拜，每事必闻”。“真容”二字，说明守礼曾见过自己的生母；“太妣”与前面提到的“太夫人”用词不同，显然“太妣”是生母，“太夫人”是养母，过早死去的是“太夫人”而不是“太妣”。因此，守礼父李琳并没有在开、天之际逝去。(www.daowen.com)

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14]。李琳的同安郡王很有可能是在此时获得的，因此时王爵轻贱，所以正史不载。此外，笔者还发现了另一方与之相似的墓志，似可从侧面证实这一点。胡芮夫人刘氏，父守礼，祖刘琼为同安郡王^[15]。刘氏死于大中三年（849），年六十八，是守礼的第三女。如果按照唐人二十成婚来推算^[16]，其祖刘琼的生活断限应该是在开、天及以后，他必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所获同安郡王不见于正史，说明也是得于战乱之中，此情况颇与李琳相同。那么，刘琼不是宗室，李琳同样也不是。

关于守礼的子嗣。据志文所述，墓志的撰写者是守礼第十二男锽，初校是十四男錬，校成是十五男釴，检校镌磨是十七男鉥。《考释》认为：“陈守礼生有十七男，夫人连生十七子，似不大可能……这些排行的儿子是否都是其亲生？抑或是养子……存疑。”其实诸子是养子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家长制为核心、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影响，虽然也存在养子的现象，但由于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一直受到抨击，并不普遍存在”^[17]，而且从墓志所述守礼的生平来看，其殊无养子之必要，这四子应该都属亲生，而所谓第十二、十四、十五、十七的排行，并非是指同父所生的小排行，而是家族的大排行。吴丽娱先生曾说：“一般而言，唐人行第完全以同产所计者不多。唯帝子帝女当然如是……从墓志及其他史料（来看）均反映士人行第多不按同产。”^[18]类似守礼墓志的这种情况，除吴先生所举事例外，笔者也发现了几例：杨高仁，“有六女二男”^[19]，但其墓志却是由“第十六女婿进士博陵崔岑撰，第廿女婿薛王府执仗王有志书”^[20]。刘致柔，“有子三人，有女二人”^[21]，而墓志却是“第四男烨记”^[22]。这表明，有部分墓志的书写习惯是落款行第以家族大排行来计算的。据此，第十二男锽应是守礼的长子，十四男錬是次子，十五男釴是三子，十七男鉥是四子，守礼一共只有这四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