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壬申，（太宗）发丧太极殿”^[49]，“皇帝凉闇在辰”。高宗将“六宫务切，事之进退，皆任委（卢氏）焉”，卢氏也“以供奉之勤，进位一品”。“帝既即位，封燕国夫人，品第一”^[50]。

高宗为什么会在居丧期间，将六宫要务交与卢氏打理呢？除了高宗对卢氏的高度信任及对卢氏的能力认可之外，还与当时后宫的斗争有关。史载“（永徽元年正月，650）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51]，“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52]。但王氏并非高宗属意，二人结合因“（同安大长）公主以后有美色，言于太宗，遂纳为晋王妃”^[53]。结合之后的史实，高宗本人“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54]，可见高宗并不喜欢王氏，此外“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55]，高宗不可能把六宫直接交给王皇后管理。据义阳公主驸马权毅墓志载“乃尚义阳公主，公主讳下玉，即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元孙，高宗天皇大帝之长女”^[56]，即萧淑妃为良娣时便为高宗诞育长女义阳公主。其后“许王素节，高宗第四子也。年六岁，永徽二年（651），封雍王”^[57]，可推出许王李素节生于贞观二十年（646）。另据《高安长公主神道碑》称：“惟开元二年（714）龙集摄提格夏五月哉生明，高安长公主薨于长安永平里第，享年六十有六。”^[58]可知高安公主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萧淑妃这一时期因为要养育孩子，故而无暇也无精力管理六宫。而此时武则天还在感业寺。据胡戟《武则天本传》一书可知：“从武则天生下长子弘的日子往上推，武则天在永徽元年（650）五月蓄发以后，第二次入宫的时间很可能在永徽二年（651）。”^[59]

在这种情况下，最受高宗信任的卢氏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管理六宫的责任。卢氏“以供奉之勤，进位一品”，除了“夫人宽以流裕，慎而寡言，忠以事上，惠以御下”外，还应该与她协助武则天当上皇后有关。史载：“初，萧良娣有宠，而武才人贞观末以先帝宫人召为昭仪，俄与后、良娣争宠，更相毁短。”^[60]最终“永徽六年（655），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61]。武则天能当皇后，除了有“昭仪诡险”^[62]、“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63]的因素，还应与当时管理六宫的卢氏的协助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与高宗的默许有关，否则墓志怎会说“芳声流于青史，美誉浃于彤闱”？可惜，有关卢氏协助武则天当皇后的秘密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被史家忽视，而卢氏的墓志打开了揭示秘密的窗口。(www.daowen.com)

因为卢氏协助武则天有功，“寻改授燕国夫人，为特开广第”。“改授燕国夫人”很容易理解，但“为特开广第”就有些意味深长。表面上看是给予卢氏的奖励，但实际上有惩罚卢氏后宫干政，将卢氏驱逐出皇宫之意。北魏时“为防止母权干预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终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背”^[64]。卢氏身居宫掖多年并曾掌管后宫，可谓位高权重，再加上是武则天当皇后的得力助手，这实际上已经犯了后宫干政的忌讳，当然也与武则天“兔死狗烹”有关。

临别之际，高宗“赐以在储之笏”。《唐会要·舆服下·笏》：“武德四年（621）八月十六日，诏五品已上执象笏，已下执竹木笏。”^[65]所谓“象笏”应是以象牙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笏板，为五品以上官员使用。“象牙在唐代本就是十分珍贵的舶来品，主要来源于岭南、南诏、安南以及东南亚诸群岛地区”^[66]。李治将自己做太子时上朝所用的象笏作为礼物，赠与卢氏作为纪念，有特殊的含义。一是这块笏板是高宗与卢氏多年来母子情深的见证；二是高宗是在用笏板暗示卢氏，不会忘记卢氏的教诲。正如《释名》所解释的“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