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继承了前代赐沙门俗官的传统，人数大为扩大。综合唐代沙门所受俗官的史料，囊括了唐代所有的职官种类，即职事、散官、勋官、爵位、使职五种，实际授予情况，既有单独授予一种，又有多种组合授予的情况。现简要分析如下：

1.散官

从现有资料看，沙门赐俗官，从散官始。具体讲，是从文散官始。赐俗官的时间自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始。得赐俗官的僧人是天台宗五祖法华智威禅师：

（贞观）二十年……诏法华智威禅师，补四大师、朝散大夫。^[23]

朝散大夫，是从五品下的文散官。除了文散官之外，唐代僧人还赐武散官，所赐最低的武散官是正四品下的壮武将军：

释悟空……以贞元五年己巳达京师……进上佛牙、舍利、经本……敕署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24]

从唐代所赐沙门散官的品级看，最低的就是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最高的是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

释不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25]

2.爵位

沙门所受爵位都属于公爵，既有国公、郡公，也有县公，最低者是县公，从二品，已是高等级爵位。唐代最先得赐爵位的僧人是德感：

释德感……天皇大帝征为翻经大德。又与胜庄、大仪等同参义净译场，对扬受赐，言谢浏亮。帝悦，寻授封昌平县开国公，累井田至三千户。^[26]

德感参加义净的翻经译场，回答唐高宗之问，令高宗满意，被封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德感之后，薛怀义、法藏等九人及惠范、万回、不空、大行都被授予国公、郡公、县公的爵位。

3.职事官

唐代的职事官有文职，也有武职。唐代僧人所赐的职事官也分文武。武职主要是诸卫大将军，属于正三品。如薛怀义垂拱四年（688）北征突厥，被封为右卫大将军^[27]、道平被封为金吾（卫）大将军^[28]。文职主要集中在九寺之中的鸿胪寺与太常寺的正官或贰官，即鸿胪卿、鸿胪少卿和太常卿、太常少卿。至于为何是这两个司署，可能与鸿胪寺与太常寺的性质有关。太常寺在唐代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29]，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30]，都是主管礼仪性质的司署。所以，大部分僧人的文职事都是太常寺与鸿胪寺的卿或少卿。卿是三品，少卿是四品。(www.daowen.com)

中唐以后，沙门还被赐官内供奉。唐代的内供奉，已有学者讨论，被认为是五品及其以下供奉官及近倖侍从官员额之外的特殊形式^[31]，但是五品以上也有内供奉^[32]。考察唐代的内供奉，应当与其类似的里行、里使综合来看，内供奉与里行是员外官，与正员官无职权的差别，只有待遇上的差别^[33]。

沙门赐内供奉，自元皎始^[34]。但是其结衔与士人不同，不是以职事官结衔，反而以僧官或德号结衔，如“左街僧录内供奉”或“上都临坛十望大德内供奉”；或者如元皎一样，内供奉前无任何名号，仅称为“内供奉”。从沙门赐内供奉及其结衔来看，应当是循士人赐内供奉之例，然而其结衔方式却有佛教自身的特色，不以俗官而以僧官或德号结衔。

4.勋官

沙门赐勋官，从现存资料看，只有一例，即薛怀义在永昌元年（689）抗击突厥默啜后被赐予柱国^[35]，是从二品的勋官。

5.使职

相比与前面的阶、爵、职事、勋都有具体的品级，使职没有具体的品级，其品级的高低视所任使职时的其他官职品级而定。唐代的使职有多种，《唐会要》记载了诸多唐代的使职^[36]。唐代沙门所赐的使职主要是翰林待诏。

待诏，出于秦代，叔孙通曾任秦待诏博士^[37]，此时的待诏，应当是以博士的身份待诏。汉代，待诏者有了具体的值房金马门，故称待诏金马门^[38]。唐代置翰林院，有翰林待诏：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39]

《旧唐书》的这段材料将唐代翰林待诏至唐玄宗时期的发展交代得很清楚。首先，武德、贞观之时就选文学之士，高宗乾封时用为“北门学士”，玄宗时才正式称为翰林待诏。其次，翰林待诏的办事机构称翰林院，东西都、华清宫皆有固定场所。第三，翰林待诏除士人外，还有合炼、僧道、卜祝等技术之士，这些技术之士，应当是以备顾问，而与表疏批答之责无关或关系不大。第四，召入翰林的士人，应当有其他的官职，待诏只是使职。也就是在玄宗时，翰林待诏中的文学之士脱离翰林院而入翰林学士院：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40]

《新唐书》记载了词臣是由翰林待诏成为翰林学士的。翰林待诏的草诏职权让渡给了翰林供奉，即后来的翰林学士。不草诏的翰林待诏在玄宗以后还继续存在，唐代许多墓志的撰者即是翰林待诏，有的任职长达二十余年^[41]。释惟英在长庆元年（821）即被任命为翰林待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