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太宗朝不同，玄奘在高宗时译场的监译是他本人请求的。显庆元年（656）春正月，高宗在大慈恩寺为皇太子设斋，遣黄门侍郎薛元超等行香。其间，玄奘请求朝廷派员监译：

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因参法师，遂问曰：“翻经固法门之美，未审更有何事可以光扬？又不知古来翻译仪式如何？”法师报曰：“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竦万寻，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符、姚已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者，符坚时昙摩难提译经，黄门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鸠摩罗什译经，姚主及安城侯姚嵩执笔；后魏菩提留支译经，侍中崔光执笔及制经序。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敕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今独无此。又慈恩寺，圣上为文德圣皇后营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未得建碑，传芳示后，显扬之极，莫过于此。公等能为致言，则斯美可至。”二公许诺而去。^[45]

对玄奘主动请求监译的动机，学界有不同观点，或认为其目的在于借助朝廷的力量来应对其他宗派或力量的攻击^[46]，或认为大臣监共译经并非出自玄奘的本意和请求，而是高宗的旨意，因为在高宗从辅政旧臣系夺回政治主宰权的风暴中，玄奘被归入辅政旧臣一系，此后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环境中^[47]。本文认为，玄奘对所学、所译都有长远、系统的规划，主动请求朝廷派员监译，正是“附托胜缘”、争取帝王外护的具体实践，从归国后对太宗的积极态度即可窥见其心态。玄奘从天竺东归到达于阗后，即遣人前往长安向太宗上表，说明私自出境及在天竺求学的经历，抵达沙州后，再次向太宗上表报告行踪，静候朝廷音讯。当时太宗身在洛阳，便敕西京留守房玄龄迎接。当玄奘得知太宗将要东征高丽时，“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48]，到长安将所携经像安置后，又兼程赶赴洛阳面见太宗。在弘福寺将事翻译之前，又条疏所需译经助手如证义、缀文、笔受、正字、书手等人员通过房玄龄向太宗申求，都是主动亲近、借助帝王与朝廷的力量以实现译经夙愿的实例。

玄奘“唐梵俱瞻，词理通敏”，详解大小乘经典，在天竺获得摩诃衍那提婆（大乘天）、木叉提婆（解脱天）的称号，声震五天，主动请求高宗派大臣监译，也源于对自己佛学造诣的充分自信，不会因为有大臣参预而使译经有违自己的意志。道宣对玄奘译经曾评价道：

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49]

由于玄奘“唐梵二方，言词明达”^[50]，故而他能将自己的译经理念自主地贯彻到译场中，而不必受制于人。可以说，玄奘以卓越的梵文水平、高超的文学修养与佛学理论造诣，成为译场无可争辩的权威。

玄奘请求监译，时在显庆元年正月，距离尚药奉御吕才撰著《因明注解立破立图》向玄奘及其弟子发难一事结束仅两个月。吕才事件若说有政治力量作为后盾，则显得牵强，吴智勇先生已有驳正^[51]。此次风波最终以“吕公词屈，谢而退焉”结束，吕才虽不足惧，但此事绵延半年之久，不但影响到玄奘译经的顺利进行，更让他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甚至整个佛教界随时要面临来自外部的冲击与威胁，因此争取帝王的支持已刻不容缓。玄奘奏请朝廷派员监译，既可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与维护，以抵挡道教与反佛官员的攻讦，又可减少朝廷的顾虑，故而仿效前代监护译经故事，正在情理之中。同年正月廿四日，高宗同意了玄奘的请求：

今月廿四日，内给事王君德奉宣口敕，许为寺塔建碑制文，及遣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杜正伦、中书侍郎李义府、国子博士范頵等诸学士，监共译经。^[52]

显庆二年（657）五月，高宗对玄奘将前代已译经典进行重译的做法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显庆二年）有敕报法师（按：玄奘。）曰：“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法师进表曰：“……但《发智》《毗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去秋以来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余经论有详略不同及尤舛误者，亦望随翻，以副圣述。”帝许焉。^[53]

高宗对玄奘译经动态有着较为清晰的了解与掌握，或许与监阅大臣的及时上奏有关。时两百卷的《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尚有百三十卷未译，故玄奘上表称旧译不完整且“文多舛杂”，因“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得到高宗的允许。此敕之后，玄奘如何处理新译与重译的关系呢？换言之，高宗的敕令对玄奘译经的选择有无影响，或者说有多大的影响呢？今将显庆二年五月敕令下达之后玄奘译经的情况整理如下：

经过梳理发现，玄奘并未对新译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因为在敕下七个月后，即同年十二月，玄奘便重译了《观所缘缘论》一卷，又在显庆四年重译了《不空羂索神咒心经》一卷，同时《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的重译工作仍在继续，进度虽慢，但并未停止。显庆五年之后又重译了五部共二十四卷：《阿毗达磨品类足论》十八卷、《辩中边论》三卷、《唯识二十论》一卷、《缘起经》一卷、《异部宗轮论》一卷。从内容上看，《发智论》《大毗婆沙论》《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界身足论》《品类足论》《入阿毗达磨论》等均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其中有多部典籍都是重译。玄奘于龙朔元年（661）五月一日首次将《辩中边论颂》译出，又在同月十日至三十日将注释《辩中边论颂》的《辩中边论》重译。《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观所缘缘论》三部重译经，均为唯识宗六经十一论之一^[54]，其余的几种论典如《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摄大乘论》等均已由玄奘在此前译出。可见玄奘对唯识、有部论典的翻译有系统的规划。此外，显庆五年（660）正月一日至龙朔三年（663）十月二十日于玉华宫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其中有一○八卷是重译^[55]。

刘淑芬先生通过考察高宗朝的政治风波，认为这道敕令影响到了玄奘对译典的选择：

此敕确实也给予玄奘压力，《发智论》至五年五月才译毕，《大毗婆沙论》则在四年七月三日才完成，亦即玄奘确实暂时放下此二经的翻译工作，从事其他未译经的翻译。自接到此敕之后，玄奘仅再译出七部旧经。由此可见，高宗对于旧经新译的看法，也影响及玄奘译经的选择。^[56]

正如刘淑芬先生所言，接到此敕之后，玄奘重译经的数量减少，除去重译未完成的《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仅再译出七部旧经”。但与此同时，新译经的数量并未相应地增加，除去《大般若经》，也只新译了八部。此敕之前，重要论典如《阿毗达磨俱舍论》等大多已按计划重译，这应当是后来重译减少的原因。因此，高宗“无者先翻，有者在后”的敕令并未对玄奘的译经造成明显的影响，也未见监译的文臣们对玄奘在旧译新译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玄奘长达十九年的译经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翻译都是有计划的，换言之，玄奘的译经是非常注意系统性的^[57]。

玄奘的翻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选择性，即所译唯识典籍基本上局限在有为依唯识学一系上，通过有选择地选译与限定性诠释，达成了中国唯识思想的“意识形态”“纯化”。具体而言，就是玄奘有意不翻译瑜伽行派的无为依唯识学的主要论著《大乘庄严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佛性论》《楞伽经》《密严经》等，通过对无为依唯识思想的回避、排斥，导致玄奘学派对真谛等所译的无为依唯识著述予以否定。同时，在翻译、诠释护法唯识思想的过程中，玄奘及其弟子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纯化性”发展，比如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限定性诠释（如将“唯识”释为“不离识”）、有意误读（如将“唯了别”一概释为“唯识”），以及对异派唯识思想的清除（如排斥安慧的“无相唯识学”等余家唯识），试图将印度唯识学显示为有为依唯识学性质^[58]。以《佛说无上依经》为例，此经系梁代真谛所译，是继《涅槃经》《胜鬘经》等经之后主张如来藏思想的经典，世亲《佛性论》及安慧《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对本经多有征引，因此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关法身论、佛性论等的发展，本经占有重要地位。玄奘仅翻译了本经中关于建造佛塔、供养佛舍利所具有殊胜功德的部分，出为《甚希有经》一卷，而对说明真如佛性（如来藏）的内容却舍弃而不予翻译^[59]。参与玄奘译场的义学僧人，如道宣、法藏等先后退出，可能就是因为观点不同所致。限于学识，监译的文臣未必能发现玄奘对无为依、有为依唯识学的抉择，因而也无法真正起到监督译经的作用。

文臣若能参预译事，可比美前修，实为无尚荣耀之事。唐神龙年间（705－707）菩提流志于崇福寺开译《大宝积经》，法门龙象如慧沼、大愿、尘外及新罗僧人胜庄等参预其事。卢藏用、陆景初监护译场，时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不禁感叹：“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于是奏请参与润色新经^[60]。

此外，不独译经有文臣奉敕监护，缮写儒家典籍《五经正义》、修撰《本草》、律疏等朝廷亦委派大员参预。如永徽四年（653）正月《进律疏表》的编纂列位：

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志宁

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监修国史上柱国开国公遂良

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教尉柳奭

银青光禄大夫守刑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唐临

太中大夫大理卿轻车都尉段宝玄(www.daowen.com)

太中大夫守黄门侍郎护军颍川县开国公韩瑗

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监修国史骁骑尉来济

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辛茂将

朝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轻车都尉刘燕客（下略）^[61]

永徽四年（653）二月《五经正义》卷末的编纂列位：

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上骑都尉臣柳宣

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上轻车都尉臣刘伯庄

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监修国史上骑都尉臣柳奭

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

光禄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监修国史上护军蓚县开国公臣季辅

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傅监修国史上护军北平县开国公臣行成

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上柱国燕国公臣志宁

司空上柱国英国公臣勣

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62]

显庆四年（659）正月，新修《本草》卷十五的编纂列位：

登仕郎行礼部主事云骑尉臣颜仁楚

登仕郎守潞王府参军臣吴师哲

……兼侍中护军臣辛茂将

中书令太子宾客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许敬宗

司空上柱国英国公臣勣^[63]

可见，由国家资助的各项文化事业都有大臣监护，在译经方面则为监译，俨然成为一种制度。由于监译大臣多是虚衔而较少直接参与事务性工作，因此并非所有译场都有监译。显庆元年正月玄奘请求派员监译，同月即敕“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但玄奘于同年七月在大慈恩寺译《大毗婆沙论》，现存的译场列位中却不见监译人员^[64]。显庆二年（657）二月，玄奘随高宗、武后移驾洛阳，随行的仅“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监译大臣则不必随往。显庆四年（659）冬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并翻经大德及门徒同去”^[65]，随从人员中也未提及监译大臣，但玄奘在玉华寺翻译的《大般若经》，有多处题署“太子少师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等润色监阅”^[66]，应是与唐代译经及流通制度有关。尽管监译文臣不必随时前往译场，但经典译出之后，仍须经过文臣的“总阅”才能缮写，进而上奏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