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译场由朝廷派遣大员监译，始于贞观四年（630）六月波颇于胜光寺译《般若灯论》之时：

（贞观）四年六月，（波颇）移住胜光，乃召义学沙门……等传译，沙门玄谟、僧伽及三藏同学崛多律师等同作证明，对翻此论，尚书左仆射邢国公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监译，敕使右光禄大夫太府卿兰陵萧璟……赞扬影响，劝助无辍……^[22]

《般若灯论》译毕之后，波颇又于同年奉诏译《大乘庄严经论》：

敕尚书左仆射邢国公房玄龄、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伦诠定，又敕太府卿兰陵男萧璟监掌修缉。^[23]

《续高僧传》言及波颇译经时，对参预译场文臣的身份与角色亦有提及，但措辞略有不同：

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百司供送，四事丰华……^[24]

为便于行文，现将三则史料所载监译大臣角色之异同列表如下：(www.daowen.com)

在道宣看来，监译、诠定与参助勘定，劝助、监掌修缉与总知监护，是可以等同的。诠定，《高丽藏》与《赵城金藏》本《续高僧传》作“勘定”，检《资福藏》、《普宁藏》、《径山藏》、宫内厅图书寮本《续高僧传》及《辩正论》^[25]、《开元录》皆作“诠定”。勘定，意为核定、校定，属于经典译出后最终校勘定稿的环节^[26]，与“诠定”虽仅一字之差，但参预译场大臣的职责则相去甚远。前代译经，监译者奉诏“诠定文旨”^[27]或“诠定宗旨”^[28]，职责在于把握一部经典的主旨大意，若此处为“勘定”，其角色则近于译场之正字或校勘，职责是“讐对已译之文”^[29]，对写定的文本加以检核。诠定文旨与斟酌字句，在工序上似有高下之分，大臣奉诏监译，乃是代表朝廷，向世人展示一种支持文化事业的姿态，对遣词用字等基础性工作应措意不多。

劝助，即劝请扶助，译场的顺利进行需要纸笔、饮食等，因而“百司供送，四事丰华”，各种物资的保障供应必不可少。监掌，有掌管、主管、督察之义。修缉，指修订整理^[30]。波颇译场有“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皆一时之选，其中“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31]，因而萧璟应是从全局把握、协调。

译场监护大臣的主要职责除了参助诠定文旨、修订整理文字之外，对出现的非译经事务具有裁断权。波颇译经时，受到“当世盛德”的批评，译经僧灵佳向代表朝廷的监护使陈情，请求裁定：

波颇意在传法，情望若絃。而当世盛德，自私诸己。有人云：“颇侥幸时誉，取驰于后，故聚名达，废讲经论，斯未是弘通者。”时有沙门灵佳卓荦拔群，妙通机会，对监护使具述事理云：“颇远投东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载，声振上古。昔符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意在明德同证，信非徒说，后代昭奉，无疑于今耳。”识者佥议攸同，后遂不行。^[32]

“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听受义理之弟子”^[33]。隋唐之前的译场，既是译经的场所，也是宣讲的地方。降及隋代，译经已与宣讲有所区分。到唐代波颇译经时，译场只负责译经，因而受到“废讲经论”的批评。史料未对监护使的态度有明确记载，但其代表朝廷监护译经，监护使在名义上是译场的最高领导者。

房玄龄、杜正伦、萧璟三人与佛教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隋末，国子祭酒萧璟、詹事杜正伦等曾向僧人静琳行弟子礼^[34]。贞观八年（634），皇太子召集高僧大德于弘文馆讲义，时道岳“广开衢术，延对诸宾，酬接覆却，神旨标被”，太子问是何人，杜正伦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法门轨躅，学观所宗。”^[35]可知杜正伦对道岳及佛教现状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贞观九年（635），僧人智首卒，仆射房玄龄、詹事杜正伦及诸公卿“亲尽哀诉”^[36]。贞观十年（636），律师玄琬卒，萧璟、杜正伦等“亲奉戒约，躬尽哀礼”^[37]。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归国，时为西京留守的房玄龄遣人迎接。太宗对监译人员的委派是经过考虑与选择的，房、杜、萧三人都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进入文学馆的文士，不仅文章学术为一时之选，对李世民而言也有戡定社稷之功，因此都是重臣。同时，三人对佛教界的情况有清楚的了解，与高僧来往密切，甚至执弟子礼，可以说，他们是初唐佛教的重要外护，作为监译，所起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