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入华之初，草创翻译，“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5]，译场的组织、设施尚不完备，多由外来僧人诵出原典，一二国人担任笔受、度语。如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竺佛朔于洛阳译出《般舟三昧经》，时支谶为传言，孟福、张莲笔受^[6]。此时的译场属于民间性质，影响有限，笔受之人为亲近佛教的清信士，也是资助译事的檀越。译经初期的檀越，是后世译场监护的雏形，二者难分彼此，故曹仕邦将“檀越与监译”专列一节加以论述^[7]。这一时期的主译不闲方言，所译经典文辞杂糅，质木无文，不加润饰，使转读之辈多生疑惑。

及至两晋，译业逐渐为世所重，护持译场的劝助之士日益增多。如竺法护于晋武帝太始二年（266）至愍帝建兴元年（313）译出《光赞般若》等经一百七十五部，“清信士聂承远及子道真、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8]。太康七年（286），敦煌月支菩萨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9]。此时的译经虽仍是民间行为，但参预译场的人士逐渐增多，影响力已日渐扩大。随着佛典的陆续译出，国人对佛教的了解日益加深，资助译经的檀越中出现了经济实力雄厚的门阀大族与地方官员。参预译经的人员增加到数十人甚至几百人，译场的组织建制也逐渐完备，主要由僧人负责检校经文、核定宗旨，对译出经典“理其指归”。如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僧人法和请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经》，竺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法和“理其指归”，发现“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鍮共肆”，因此“抚然恨之”^[10]。法和与道安曾对多部译经“对校检定”^[11]，其工作内容就是对译经进行最后的检核、修订，使其成为定稿，身份相当于“总阅”。

北齐天保年间，那连耶舍于邺城天平寺译经，始以僧官为监译，自此渐成制度：

天保七年（556），（那连耶舍）届于京邺……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又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16]

几乎同一时期，在南方的陈朝，月婆首那在江州兴业寺译场，江州刺史黄法氍为檀越，僧正惠恭等监掌译事^[17]。(www.daowen.com)

以上大致勾勒出译场监译一职从无到有，从僧人担任到帝王委派大臣，再到由僧官负责的发展过程。随着佛典的陆续译出，佛教日渐被国人了解，南北朝时，王公大臣亲近佛教、结交高僧，成为社会风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士成为施助译场的檀越，促进了译场组织的进一步完备，参加译经的僧俗也从最初的三两人增加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并力求加以笼络。十六国时期，局势动荡，列国为争雄而求取人才，相继入华的外国高僧及其传法译经事业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进而以国家之力资助译事，或躬自亲临，或委派大员参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