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加强佛教管理以助王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设置官寺。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曾四次诏令天下诸州设置官寺，分别是：

（1）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封禅泰山后诏令，“兖州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封峦、非烟、重轮三寺。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26]

（2）载初元年（689），“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27]

（3）神龙元年（705），太子李显复辟，“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不久，“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28]

（4）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29]

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封禅泰山之后，诏令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但是并没有点明所置寺观是统一命名还是各自命名。敦煌P.2005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相关记载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图经卷三《廿祥瑞》载：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严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庙侧，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卜）代（世）卅，卜年七百。其表奏为上瑞，当为封岳，并（普）天咸置寺观，号为万寿。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观自号灵图。^[30]

这段文字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乾封元年高宗封禅泰山，因沙州发现瑞石而诏令天下皆置寺观，号为万寿。这一记载恰与《旧唐书》所载相吻合，证明乾封元年高宗诏令天下诸州置观寺一事之确，同时点明，天下诸州所置观寺统一命名为“万寿”。

万寿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可证乾封元年天下诸州以“万寿”为名置寺观确有其事，兹移录相关文书如下：

（1）阿斯塔那188号墓所出《唐开元三年（715）万寿寺僧惠垚文书》载：

（5）辽宁省档案馆藏吐鲁番文书《唐西州诸寺禅师名籍》载：

1　追福寺麹上坐　刘师　崇福寺真师　方师

2　麹师　张逸师　万寿寺竹师　恩师　刘师

3　普光寺麹素师　和都师　开觉寺　张都师

4　周师　普照寺李禅　令狐师　等爱寺于师

5　证圣寺张静师　孟师　励勤寺　巩师

6　永法师　法施寺贾师和两疋　大宝寺巩师

以上文书证明，乾封元年高宗封禅泰山，因得瑞石诏令天下诸州设置“万寿”寺观一事绝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即使在像西州这样的边州亦得到了有效执行。辽宁省档案馆藏《唐西州诸寺禅师名籍》中出现有“普照寺”之名，因“照”字犯武则天名讳，不可能是武后时期的寺名。在唐开元元年前后的《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里，有一寺名为“普昭寺”^[33]，可能就是由普照寺改名而来，因此普照寺应该在武后主政以前就存在^[34]。由此可以推论，高宗封禅泰山之后不久，西州便设立了万寿寺。

有的学者认为，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西州万寿寺的记载，至开元年间犹存。或即西州奉高宗诏令而设立的官寺。同时又认为，高宗乾封元年设立万寿寺（观）的诏令执行时间极短，范围十分有限^[35]。言西州奉高宗诏令而设万寿寺，甚确，但言高宗乾封元年设立万寿寺（观）的诏令执行时间极短，范围十分有限，或可商榷。自乾封元年（666）设万寿寺，至开元三年（715）西州仍出现万寿寺的记载，时间相隔近50年，不可谓时间极短。又，西州作为边州尚能奉敕建万寿寺，说明高宗时期万寿寺设立范围并非十分有限。

唐代第二次诏令天下诸州以“大云寺”为名设置官寺的时间为载初元年（689）。根据目前文献，尚未发现西州设置大云寺的直接证据，但是较西州更偏的龟兹（安西）、疏勒、碎叶均有大云寺的设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36]《通典》引杜环《经行记》载：“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37]安西都护府治下的羁縻州府都设置了大云寺，作为正州的西州必定亦有大云寺之设置。

天下诸州设置大云寺涉及一个现实问题，即择址新建还是将原有寺院改名，目前学界大多主张后者。美国学者威斯坦因先生认为，“不要以为所有的大云寺一定都是新建的”，并引用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先生的观点，“冢本在他的《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中指出，很多大云寺是公元690年武后的诏书下达后由原有的寺院改名而成”^[38]。聂顺新先生认为“改名”“无疑是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39]。具体到西州，大云寺择址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唐代诏令天下诸州设置大云寺的时间为载初元年（689），而根据上引《唐开元三年（715）万寿寺僧惠垚文书》，迟至开元三年西州万寿寺仍然存在。这说明，西州大云寺并非由万寿寺改名而成，大云寺极有可能是择址新建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太子李显于洛阳即位。为纪念李唐政权复辟，二月庚寅，“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40]。关于天下诸州设置龙兴寺，文献多有记载，聂顺新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搜集、考证，其中包括西域安西（龟兹）龙兴寺、于阗龙兴寺、北庭龙兴寺^[41]。美中不足的是，该文并没有提及西州龙兴寺的情况。其实，西州亦设有龙兴寺，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载：

6 证圣寺贰拾壹束　开觉寺叁拾伍束　索善端叁束

索善欢柒束^[42]

据陈国灿先生考证，这件文书的时间为开元二十年（732）前后^[43]。文书中既有龙兴寺又有龙兴观，既证明了神龙元年天下设置龙兴寺、观事之确，又说明这一诏令在西州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龙兴寺的设置也涉及择址新建还是将原有寺院改名的现实问题。首先，神龙元年之后十年的开元三年，西州万寿寺依旧存在，不存在将万寿寺改名龙兴寺的问题。其次，据上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直至开元十五年，安西（龟兹）仍有大云寺，说明同时期西州大云寺也应存在，不存在将大云寺改名龙兴寺的问题。这说明，西州龙兴寺有可能采取择址新建方式。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唐玄宗诏令天下将大云寺改为开元寺，这是唐代第四次设置官寺。大云寺之设，源自东魏国寺僧人薛怀义等人为迎合武则天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伪造《大云经》，武则天由此颁旨，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唐玄宗执政后，为肃清《大云经》流毒影响，诏令天下大云寺改为开元寺。因此，开元寺应由大云寺改名而成。

根据目前文献，尚未发现西州设置开元寺的直接证据，但是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于阗有开元寺的设置。敦煌文书P.2889号《须摩提长经》为于阗使者从于阗带到沙州的佛经，卷端有“于阗开元寺一切经”一行，背录梵文十五行^[44]。作为正州的西州，亦应有开元寺的设置。开元寺的设置，标志着大云寺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官寺作为奉敕建立的寺院，承担着一些特殊功能，聂顺新先生认为，官寺承担着“政治宣传与象征功能、待外国来华僧众与国内官客、责国忌行香与千秋节行道等国家礼仪、管一州僧政”等功能^[45]。笔者认为，官寺还承担着存放官方佛经、承办重大佛事活动等功能。

如上引唐贞观六年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第五卷末尾的落款云：“中书令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明显属官方佛经写本。这一写本的存放处极有可能就是奉敕而建的西州官寺。

关于官寺承办重大佛事活动，西州尚无相关例证，但是与西州毗邻的庭州有相关例证，可资借鉴。《宋高僧传》卷三《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载：

唐贞元中，悟空回至北庭，其本道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法为译主，翻《十地经》。法躬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受，法超润文，善信证义，悟空证梵文。又译《回向轮经》，翻传才毕，缮写欲终，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讫回，与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锷等相随入朝，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其梵夹留北庭龙兴寺藏，赉所译唐本至京。即贞元五载也。^[46]

这段史料讲述了德宗贞元五年（789）悟空赴印度取经回国，行至北庭，受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邀请，在龙兴寺译经的事情。这说明，地方重大佛事活动一般由官寺承办，西州亦应如此。

虽然官寺承担着上述特殊功能，但是在经济上与普通寺院并无二致。

唐初僧团享有免赋役的特权，但是需要缴杂税、服杂役，西州亦不例外。如《唐贞观十五年（641）西州高昌县赵相□夏田契》载：

文书显示，赵相□租用小康寺这块土地之后，该土地的各种租役仍由小康寺负担。

均田制下僧道与女户皆不课，此处的租役应属杂税、杂役。上引《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共存近60户的出草束数，其中1户为道观，10户为寺院，涉及奉敕而建的龙兴观及龙兴寺。僧道为不课户，故此处的“税草”应是地税的附加，属杂税。

两税法实施之后，僧团的经济特权进一步被剥夺，其表现之一就是要缴纳田税。如《唐大历三年（768）僧法英佃菜园契》载：

僧法英租用马寺园一区，该园的田税由僧法英负担，说明此时的西州僧尼要缴纳田税。

综上所述，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后，太宗通过规范经文教材、降低试经门槛等方式对高昌僧团进行整顿，维系了民心。自乾封元年（666）以来，唐朝先后四次诏令天下诸州设立官寺，边陲西州亦不例外。西州官寺的设立，择址新建的可能性比较大，官寺承担一些特殊功能，官寺与普通寺院在经济上并无二致。

事实证明，唐王朝试经度僧及设置官寺的做法，对重建西州佛教秩序，笼络人心，维护自身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黄楼副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谨此致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主要有王素：《高昌至西州寺院三纲制度的演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第79—83页。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载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80页。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第50—55页。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19页。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36—143页；《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0—179页。王素：《吐鲁番新获〈唐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臆说》，载朿迪生等主编《高昌社会变迁与宗教演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8—128页。赵晓芳：《论唐朝对西州佛教的管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第66—76页。钟书林：《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又一新发现—“冯氏藏墨”中的〈重译妙法莲华经〉长卷及题跋》，《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第105—110页。

[2]（清）董诰：《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〇《法向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606页上。

[4]《续高僧传》卷二五《法冲传》，第666页上。(www.daowen.com)

[5]（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卷一二《户婚》“私入道”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31页。

[6]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第 67 页。

[7]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1页。

[8]参阅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第50—55页。

[9]（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第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1页下。

[10]安旗主编：《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上，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870页。

[11]（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二《告子章句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55页下—2756页上。

[12]（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5页。

[14]冯达庵：《佛法要论》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15]冯天瑜：《翰墨丹青》，长春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16]冯天瑜：《翰墨丹青》，长春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17]（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3、214页。

[18]［日］滋野井恬：《论唐贞观中实施〈遗教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二十六卷第一号（通卷第51号），1977年，第283页。转引自［日］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韩昇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19]（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试经度僧》，《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27页。（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五《明律篇第四之二·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03页；《宋高僧传》卷六《唐梓州慧义寺神清传》，第740页。

[20]（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580页。

[21]《宋高僧传》卷三〇《唐京师保寿寺法真传》，第894页。

[22]（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一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682页中。

[23]《开元释教录》卷一九，第698页下。

[24]《开元释教录》卷一九，第683页下。

[25]《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249页。

[2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

[2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

[28]《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第143、144页。

[29]（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6页。

[30]王仲荦：《沙州图经残卷考释》，载氏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64页。

[31]［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83页，图版46。

[32]陈国灿：《辽宁省档案馆藏吐鲁番文书考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6、97页。

[3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63页。

[34]陈国灿：《辽宁省档案馆藏吐鲁番文书考释》，第97页。

[35]聂顺新：《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9—145页。

[36]（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4、 175页。

[37]（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石国》，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5页。

[38]［美］威斯坦因：《唐代佛教》，张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页注释。

[39]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8、29页。

[40]《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第143、144页。

[41]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第四章《龙兴寺的时空分布与龙兴寺诏令的执行力度》，第51—72页。

[4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62页。

[43]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第258、259页。

[44]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5页。

[45]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第四章《龙兴寺的时空分布与龙兴寺诏令的执行力度》，第119—130页。

[46]《宋高僧传》卷三《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第721页；（唐）圆照：《悟空入竺记》，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第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