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为控制僧尼人数、增加赋役，推行试经度僧制度。考核合格者才能获得僧籍，成为合法僧尼。贞观九年（635）的《度僧于天下诏》提供了相关信息：

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必无人可取，亦任其阙数，若官人简练不精，宜录附殿失。^[2]

贞观九年距离唐朝立国不到20年，这道度僧诏令提及的“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应指前朝僧尼。诏令显示，唐初对前朝的僧尼队伍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通过度僧的方式，令劣者“减省还俗”，“精诚德业”者方可为僧。度僧采取的应是考核“行业”方式，取“可称”者，这其实就是试经；对于“私度白首之徒”一概不予承认。这一点也可从其他史料中得以佐证。如，《续高僧传》载：“贞观三年（629），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3]《续高僧传》又载：“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法）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便造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当之。但施道粮，终获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昌网周济，乃分僧两处，各置米仓可十斛许，一所徒众四十余人纯学大乘，并修禅业。”^[4]对此，唐代律法也有严格规定，如《唐律疏议》载：“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5]当然，朝廷也会通过像贞观九年颁布《度僧于天下诏》这样的特恩度僧方式，从那些“减省还俗”“私度白首之徒”中择优度僧。

高昌国时期僧尼队伍庞大，而且与统治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整顿僧尼队伍，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有迹象表明，唐平高昌后，即着手对高昌僧团进行整顿”^[6]。

－－（思恩寺）－－－（龙朔二年正月）－－－^[7]

当然，规定僧团试经前诵读《法华经》可能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做法，西州社会步入正轨之后便采取了新的做法。阿斯塔那193号墓所出《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提供了相关信息：

（一）

此外，唐初对高昌僧团所念诵的《法华经》译本好像也做了统一化要求。冯天瑜先生编撰的《翰墨丹青》中，披露了一件吐鲁番出土的唐贞观六年（632）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第五卷横幅长卷，该长卷的落款似乎能为我们提供相关信息。该长卷落款云：“中书令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15]关于该抄本的年代，冯天瑜先生认为：“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斯坦因获敦煌莫高窟唐人《妙法莲华经》手卷的书写材料即硬黄纸，冯永轩所藏高昌出土《法华经》抄本的书写材料也是硬黄纸。详加比对，发现二者不仅书写材料一致，而且书写格式（包括纸本皆有隐线纵格）、字形都十分相近（如两本中的‘無’字皆写为‘无’，此为晋、唐间的写法）。故冯永轩藏高昌出土《法华经》第五卷抄本，是唐代书写本。”^[16]魏徵重译本《妙法莲华经》出现于西州，极有可能是将之作为高昌僧团教本，供教学、试经之用。

唐初规范佛教经文的做法，可从《唐太宗文皇帝施行遗教经敕》得到印证：“法者，如来灭度，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护持佛法。然僧尼出家，戒行须备。若纵情淫佚，触涂烦恼，关涉人间，动违经律，既失如来玄妙之旨，又亏国王受付之义。《遗教经》是佛临涅槃所说，戒勒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弘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尽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京官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17]唐太宗对《遗教经》经文进行了规范化、统一化要求，“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滋野井恬先生认为，“太宗施行《遗教经》，并不是佛教徒所说的那样站在尊崇佛教的立场，而是要将佛教置于王法之下”^[18]。唐初将魏徵重译本《妙法莲华经》定为西州僧团教本，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唐初通过试经度僧沙汰伪滥者的方式整顿高昌僧团的过程中，为了收买人心，稳定社会，还降低了僧尼的试经门槛。(www.daowen.com)

关于唐代普通百姓试经度僧的门槛，有“五百纸”“七百纸”“千纸”等说。这些均属于安史之乱之后的例子，其目的是通过提高试经门槛限制度僧，增加赋税收入^[19]。根据笔者目前所见史料，宝历元年试经门槛最低。《册府元龟》载：宝历元年（825）二月，敕：“两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坛场，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两街功德使，各选择有戒行僧谓之大德者考试，僧能暗记经一百五十纸，尼能暗记经一百纸，即令与度。”^[20]宝历元年试僧要求背诵经文150纸，试尼要求背诵经文100纸，相较“五百纸”“七百纸”“千纸”门槛至低，这应属个别现象，其原因与戒坛长期不开有关。史载，长庆年间（821—824）曾出现“久废坛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的现象^[21]。

即使与宝历元年内地的度僧标准相较，唐初对高昌僧团试经要求仍要低很多。上引思恩寺僧籍详列了三位僧人所诵经名数。其中第一位所诵经数最多，计“诵法华五卷、药师一卷、佛名一卷”。据《开元释教录》载，“《妙法莲花经》八卷（或七卷二十八品，僧祐录云，新法花经一百五十二纸）”^[22]，则诵五卷大致有95纸；“《旧药师经》一卷（佛游维耶离者是《灌顶经》第十二卷）”^[23]，而“《大灌顶经》十二卷（一帙或无大字录云九卷未详）一百一十八纸”^[24]，则诵一卷大致有9.8纸；“《佛名经》十二卷（或云十三卷或分为二十卷二百五十三纸），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译”，则诵一卷大致有21.1纸。思恩寺僧籍中的第一位僧人所诵经数大致为125.9纸，尚达不到宝历元年的150纸。第二位僧人崇道，诵法华五卷，大致有95纸，尚不到100纸，第三位僧人显觉所诵经名数残缺，但是肯定比前两位僧人少。

与前引宝历元年的“一百五十纸”相较，高昌国时期的僧人以区区不到百纸的诵经数便可取得新王朝的僧籍，这一门槛是非常低的。这应是太宗平高昌之初为“抚慰”高昌僧团，维系民心而有意为之。《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载：

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而彼土黎庶，具识朕心，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朕爱养苍生，无隔新旧，引领西顾，嘉叹良深。宜遣五品一人，驰驿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其僧尼等亦宜抚慰。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乔师望景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庶其安堵本乡，咸知为善，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25]

诏令显示，唐平高昌之后，太宗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西州秩序重建做出了系列部署安排，其中之一就是对僧尼进行“抚慰”，上述降低高昌僧团的试经门槛应是太宗“抚慰”的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