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论议，很多时候属于佛教讲经的一部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赤山院讲经仪式”，有“辰时，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讫。良久之会，大众上堂，方定众钟”。敦煌佛教论议的卷子中也有击钟的记述。如，P.2770V《释子文范》有“今者开钟，须理合击扬”，P.2174《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有“夫鸿钟不击，难以辩其声。楛木不攒，难以见其大”。故而，同一场次的佛教论议者与讲经参与者是重合的。圆仁记述佛教讲经之人物、身份云：

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一行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众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颂。梵呗讫，讲师唱经题目，便开题，分别三门，释题目讫。维那师出来于高座前，读申会兴之由，及施主别名、所施物色申讫，便以其状转与讲师。讲师把麈尾，一一申举施主名，独自誓愿。^[33]

这里记载讲经时，身份、职责明确的有三类。第一是讲师，即讲经者，为唐前佛教论议之法主、座主、论主等，其职责为“唱经题目”“开题”“誓题目”以及讲经。第二是作梵僧，此僧似是没有固定名分，其功能为梵呗唱赞。第三是维那师，为佛寺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之一，“维那师出来于高座前”者，说明维那也是下座者之一，因为要完成特定功能，才“出来于高座前”。

圆仁所见佛教论议之身份，似乎没有都讲。都讲在魏晋南北朝佛教论议中频繁出现。其职责主要有读经、问难、覆讲等。圆仁所见论议，读经者为讲师本人，“讲师唱经题目，便开题，分别三门，誓题目讫”；问难者为听众，“誓愿讫，论义者论端举问”；覆讲者有专人，“在高座南下座。便读讲师昨所讲文。至‘如含义’句，讲师牒文释义了。覆讲亦读，读尽昨所讲文了。讲师即读次文。每日如斯”^[34]。这种对都讲身份、职责的分解，应该不是圆仁的疏忽。都讲在“新罗一日讲仪式”中有明确记载：

辰时，打钟，长打槌了。讲师、都讲二人入堂。大众先入列座。讲师、读师入堂之会，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长引。其讲师登北座，都讲登南座了，赞佛便止。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云何于此经”一长偈也。作梵了，南座唱经题目—所谓唱经长引，音有屈曲。唱经之会，大众三遍散花。每散花时各有所颂。唱经了，更短音唱题目。讲师开经目。三门分别，述经大意。释经题目竟，有维那师披读申事兴所由。其状中具载无常道理，亡者功能，亡逝日数。^[35]

新罗讲经仪式中，讲师、都讲“二人入堂”，“讲师登北座，都讲登南座”，“南座唱经题目”，“讲师开经目”。谢灵运《山居赋》有“南倡者都讲，北机者法师”。新罗讲经仪式正与之相合，也更接近魏晋南北朝仪式。而唐代中土论议仪式上，都讲的地位在淡化，其职能也被分解：读经有讲师，覆讲有“覆讲师”，论难有听众之中的“论义者”。

圆仁所记唐代佛教论议中不同角色之分工，可与敦煌文献相互印证。圆仁记述讲经一个环节完成之后，有讲师誓愿，“维那师出来于高座前，读申会兴之由，及施主别名、所施物色申讫，便以其状转与讲师。讲师把麈尾，一一申举施主名，独自誓愿。誓愿讫，论义者论端举问”^[36]。而讲经誓愿，可以从敦煌卷子P.3256《杂录祈愿文》^[37]印证：

以此开赞大乘不思议解脱法门，所生功德无量无边。先将益法悲□□□龙天八部。惟愿威光炽盛，只弥□兴，运慈悲救人护国，使四时顺□，八表无虞，九横不纵，万人安乐，法轮常转，佛日恒晖，刀兵不兴，疫毒休息，佛影经声□上彻天宫，钟鼓灵□下□地狱，火山落飞，剑树作针，炉灰□收烟，冰河息浪，针咽饿鬼永绝……(www.daowen.com)

以此开赞大乘甚深句义，所生功德无量无边。先用上资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威光炽盛，枢力增高，匡护法城，保绥家国。愿使真身化佛，长在世间，宝字金经，恒传沙界，大悲菩萨，来赞末法。□小果声闻，住持法藏。圣神赞□，天阶益峻。宝历恒昌。太子法王，克增盘石。东军尚相，禄秩永安，文武百寮，功名不坠。郎儿都督，富位时迁。部落志官，永无忧厄。释门教主，高建法幢。法律纲维，护持不倦。说者听者，灾债不侵。法界有情，同赖斯福。然后天感地平，河清海晏，无骨丰稔。年厢善盈，官布恩波。人民乐业，般若波罗蜜，无的不从。大众虔诚，一切普诵。

复持此福尽用庄严当今圣主。伏愿开南山之长劫，作镇坤仪。悬北极之枢星，继明乾像。历千载龙颜万春，四神保长寿之征。五老送延灵之翼。皇太子前星永耀，少海澄兰。法王作固维城，宠光盘石。朝廷将相，助理和□。文武百官，恒居禄位。

以此庄严我皇太子殿下。伏愿圣躬坚远，神寿充缰。功业积于丘山，德量深于巨海。十郎十一郎□石永固，仙□连辉。色力增高，官禄弥厚。

以此功德庄严太夫人等，浓梅丛艳，桃李增荣。公主等，月桂含春，星芳孕彩。节□上论，愿使天禄弥积，富位增高，常为大国之良臣，承作释门之信士。

庄严都督，形同大地。历千载而不倾命，等山阿□跨万龄而用固，福禄惟盛，欢荣转新，常为明主之福梅，镇作苍生之。

佛教讲经，不仅仅源于施主的需求，更有佛教特定节庆之需要。现存敦煌佛教论议文献，大多在大斋日、二月八日佛逾城日、四月八日佛成道日、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等时间举行^[38]。这些佛教的重大节日，既有社会名流设斋置法会，更有高僧大德云集说法。敦煌卷子佛教论议文献中，有许多称颂施主与高僧大德者，此即论端中由听经佛徒完成的称颂论场，此已见前文分析。这说明，唐代中土佛教论议中，讲师之誓愿与论师之称颂论场，不但在内容上有一致、重合者，而且在某些论议过程中是完全重合的。即，伴随论议参与者身份的淡化，其职责也在随论场需求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