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义”是指佛教论议中围绕所辩论经典确立命题的环节，又可作“树义”“立义”。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竖义”之举极受重视。梁代萧统立“二谛义”，22位僧俗佛徒先后质疑问难。其又立“法身义”，6位佛徒与之辩难。这种以确立佛法新解为核心的论议，论辩场面宏大，辩论激烈，常常座主立论，一人辩论多人。当然，也有座主讲经后听经佛徒竖义者。梁武帝曾自讲《涅槃经》，命释宝海论“佛性”义，宝海即升论榻，与梁武帝往返言晤^[4]。隋文帝时，辩相法师“在净影寺创演宗门，造《（摄论）疏》五卷，即登敷述。京华听众五百余僧，竖义之者数登二百”^[5]。辩相讲《摄大乘论》，500余听众中竖义者超过200人。《续高僧传》著录的高僧竖义事迹非常多：

武德初岁……有清禅法师立“破空义”，声色奋发，厉逸当时。相府记室王敬业启上曰：“登座法师，义锋难对，非纪国慧净，无以挫其锐者。”即令对论……^[6]

暨（隋）高祖东巡岱宗，銮驾伊洛，敕遣江南吴僧与关东大德升殿竖义。（释慧）乘应旨首登，命章对论，巧问勃兴，切并纷集，纵横骆驿，罔弗丧律亡图。高祖目属称扬，群英叹异。^[7]

清禅法师立“破空义”，纪国寺释慧净与之对论；江南吴僧与关东大德论议，释慧乘应旨，升殿竖义辩论：此二者为就具体法义命题开讲。

武德年内……延兴寺百座讲《仁王经》，王公卿士并从盛集。沙门吉藏爰竖论宗，声辩天临，贵贱倾目。^[8]

贞观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于清信士张英家宿集，（释智拔）竖义开 《法华》题，或问今昔开覆三一之旨者，答对如风响，解悟启时心。^[9](www.daowen.com)

吉藏讲《仁王经》“竖论宗”，释慧赜问难；释智拔开《法华》题竖义，听众有问经中今昔“开覆三一之旨者”：此二者并为讲经论义。

“论端”是佛教论议的开始阶段。它既可以指整场论议的开端，也可以指一场论议过程中新思路、新话题的开始。其核心是提出观点，树立论辩的靶子，引起后续的论辩。开启论端，僧传中又作发论端、起论端、启论端、举论端。“论端”一词，较早似见于中土佛经注疏。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云：“大乘之法，皆名不可思议。上问止室久近，欲生论端，故答以解脱。今言实年，以明所闻之不杂也。”^[10]隋代吉藏《维摩经义疏》：“今欲显其眷属，住不思议，就文为三。初现身散华，发起论端。二正与身子，交言端义。三论义既竟，拂天女迹。”^[11]以上两例中，“论端”指《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相关论辩之发端。与此相前后，汉译佛经中也出现了“论端”一词。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云：“火种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论端。我今善求真实之义，都无坚实，如芭蕉树也，而于此众中敢有所说。”^[12]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大王当知！我于本国颇亦寻师，曾习少多书论文字，欲于王所建立论端，敢共诸人略申激难。”^[13]在佛经汉译、讲论风气影响下，中土佛教论议也有了“论端”一说。如北周武帝宇文邕与沙门任道林论议：

于是帝不答，乃更开异途，以发论端。问曰：“朕闻君子举厝必合于礼，明哲动止要应于机。比频赐卿食，言不饮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药，肉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独鄙？若身居丧服，礼制不食。即如今赐，自可得食。可食不食，岂非过耶？”

奏曰：“贪财喜色，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恶；割情从道，前贤所叹；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杀命，酒能乱神。不食是理，宁可为非？”^[14]

“论端”与“竖义”关系密切。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凡是发论端，一般都要竖义。如窥基将论端的内容概括为六项：“初发论端，略以六门解释。一教起所因，二论兴所为，三彰体性，四显宗旨，五释题目，六解本文。”^[15]此为讲经之“论端”。其中的“解文本”就需要确立观点。但两者侧重又有所不同：“论端”重在程式，即佛教论议的开始环节，开启之后应该有过程和结果；“竖义”的精髓在命题上，强调创新教义教理，要围绕新思想、新观点、新诠释多方论难质疑。总体来看，论端和竖义都是中土佛徒民众在接受佛经、传播佛经过程中产生的语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论议喜好“竖义”一词，而唐代佛教论议偏好“论端”一词。前者注重论议的思想，后者注重论议的程式。唐代佛教论议语词的演变，正好显示了其新的发展方向与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