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郊祀录》是唐后期的一部重要礼书，贞元九年（793）由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进上^[5]，对于了解《开元礼》后至贞元年间的祀礼变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王泾其人，正史无传，生卒年亦不详。关于《郊祀录》的内容特征与性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谓“是书大都钞撮《开元礼》所载郊祀诸礼而损益之”^[6]。姜伯勤订正此说，认为“《大唐郊祀录》不能视为一部钞撮之作，而应该是反映了唐德宗时整备礼制的历史情状的重要文献”^[7]。台湾学者张文昌对《郊祀录》一书的修撰背景、内容特点与性质做了详细分析^[8]。张文昌亦主张《郊祀录》是“具有当代性意义的礼典，其性质并非是对《开元礼》的抄录书”^[9]。同时还指出，《郊祀录》是德宗时期的官修礼典，可能是贞元九年德宗亲祭郊庙之仪注^[10]。《郊祀录》是否是德宗时期的官修礼典，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文昌推测，《郊祀录》的修撰，“应该是以贞元六年柳冕等人所编纂之‘郊祀仪注’，以及贞元前期群臣对国家祭祀仪节的讨论为基础，再进一步增补而成”^[11]。柳冕等人编纂郊祀仪注的背景，是德宗自即位以来，“重慎祀典，每事依礼”^[12]，贞元六年亲行郊享，即命礼官柳冕等修撰郊祀仪注，以备顾问。张文昌认为，“贞元六年‘郊祀仪注’与《大唐郊祀录》之间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可将《郊祀录》理解成是太常礼官在贞元年间，多次参与郊庙礼仪所累积的成就。同时，《郊祀录》的完成，也可能是作为贞元九年德宗亲祭郊庙之仪注”^[13]。因柳冕等修撰的郊祀仪注今已不存，故从二者的关系角度说明《郊祀录》亦为官修礼书或亲郊仪注目前只能止于推测。其次，《郊祀录》在内容上并不限于皇帝“亲郊”的范围，而是全面涵盖了大、中、小不同层面的祀礼，作为亲祭之仪注撰写的可能性不大。《仪注》作为指导礼仪实施的蓝本，要求呈现出仪节的具体程式和细节，这一点可以从保留在《通典》中的《大唐元陵仪注》片段得到佐证。正如吴丽娱指出，“仪注”和“礼”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开元礼》作为“礼”，负责提供礼的精神形态和整体架构；“仪注”则是具备实践性和操作性的仪式^[14]。《郊祀录》在体例和写法上，显然更接近《开元礼》而非仪注。《郊祀录》的编排框架依据《开元礼》中的《序例》和《吉礼》建立，分为《凡例》《祀礼》《祭礼》《享礼》四个部分。《郊祀录·凡例》中的条目多取自《开元礼·序例》，“祀礼”“祭礼”“享礼”的划分则准确解释了《开元礼·吉礼》编排的内在思路。较之《开元礼》的完备性，《郊祀录》掇取部分重要或有变化的制度为条目，因此周中孚才会误认为《郊祀录》是“钞撮”《开元礼》而成。总之，《郊祀录》不太可能是由贞元六年（790）的郊祀仪注增补而成，它并不是一部仪注类文献，而是礼在规范性层面的文本。作为礼制规范的记录，《郊祀录》是官修还是私撰，是否具有官方定礼的规范效力，对于认知《郊祀录》的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郊祀录》的具体内容及其修撰相关的史实表明，它是一部私撰礼书而非官修礼典。首先来看《郊祀录》修撰的缘起及其定位，王泾上表云：注文表明，自大历六年以降至《郊祀录》撰写时，令式皆以配帝从祀无犊，《郊祀录》对从祀配帝用牲的规定，是王泾依据《开元礼》作出的修正。也就是说，《郊祀录》并非简单依据贞元六年的郊祀仪注增补而成，而是包含了王泾对现行礼制的裁断与订正，由这一类条目的施行状况可以看出《郊祀录》实际的规范效力。《凡例·斋戒》云：

微臣谬参绵蕝，久历岁时，每仰丝纶，辄书故实。谨集历代郊庙享祀之要，及圣朝因革沿袭之由，伦比其文，各标篇目，裁为《大唐郊祀录》十卷。其中义有异同，皆随文注释，神位升降，并写而为图。祝史陈告之词，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编于此。谨诣光顺门，随表封进，伏望颁诸东观，庶有补于将来。上表陛下教敬之源，下申微臣蚁术之望，无任屏营恳款之至。^[15]

由王泾自述可知，首先，《郊祀录》的撰写盖事出私修而非禀命之作。王泾表称其撰作《郊祀录》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颁诸东观，庶有补于将来”，也就是作为将来制礼的文献参考，备顾问而已，与官修礼典仪注颁诸有司不同。相应地，史料中亦未见诏命修撰或颁行《郊祀录》的相关记载。其次，再依据《郊祀录》进上后实际的规范效力来判断它的性质。按照《郊祀录》的体例，《郊祀录》的内容由正文条目与注文两部分组成，先列礼制正文，再以注文阐释礼义、梳理历代礼制沿革。其中，“正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因循现行礼制，一类则体现了王泾对现行礼制的裁断与修订。例如，《凡例·牲牢》载：

凡养牲则有副焉，至省牲之时，鸣犊免之，取副以充之。

王泾注：

皇唐礼令，无免牲之文及用副之义，盖有司相传，行之久矣。臣谨稽汉仪四时祭宗庙，用牲十八牢，皆有副倅，即明汉之已有副牲，是防其缺填耳。《楚语》云，天子诸侯宗庙之事，少自射其牛，但射之，不手杀也。司马刲羊，司士击豕，使之鸣，声若不和则不堪祭也。且古有卜牲，不吉则免帝牛，扳用稷牛。自魏晋以来，人君有冒暗之防，无复牵牲亲杀之事，又无听音之员，但使有司省其肥腯耳。若鸣者则为非吉而免之，是古免牲之遗义者也。^[16]

此条谓养牲除正牲外，当备以副牲。由注文可知，唐代的郊祀礼令中并无此制，这是王泾据经典古制而自行增设的条目。又《凡例·牲牢》：

凡祀昊天上帝皆用苍犊一，配帝亦苍犊一；五帝各依方色犊一；大明用青犊一，夜明用白犊一；九宫贵神各依神坐方色，用犊一；皇地祇用黄犊一，配位亦黄犊一，神州用黝犊一，配帝亦黝犊一。

王泾注：

皇唐《开元礼》依《周官》也。天宝六载正月诏减用犊之数。肃宗上元中改天地用一太牢。大历六年十一月三日，诏五方帝、上帝、九宫大祀各用犊一，其余中祀等用猪、羊各一，于是配帝从祀，悉无犊矣。至今以为恒式。^[17]

凡诸散斋有大功已上丧，致斋有周亲已上丧，并听奔赴。若缌麻已上者，不得行宗庙之祭。(www.daowen.com)

王泾注：

梁天监十年七月论郊庙致斋与举哀相遇，舍人朱异议，若未入散斋，为群臣举哀，不宜亲奉；若已入散斋者有大功亲，入致斋内有期亲，皆停亲奉。圣唐因之，缌麻已上丧不行宗庙之祭者，以明吉事凶人不干也。祭天地之神不禁者，不敢以卑废尊也。贞元六年正月七日，吏部奏请既葬公除之后，得许权改吉服以从宗庙之祭，此又一时之制，非旧典也。^[18]

此条是对群臣有丧事在身时是否与祭的规定。《开元礼》载：“凡散斋有大功以上丧，致斋有周以上丧，并听赴。即居缌麻以上丧者，不得预宗庙之事。”^[19]据王泾记，贞元六年，由吏部奏请，群臣既葬公除、权改吉服即可与宗庙之祭。王泾对此不以为然，谓“此又一时之制，非旧典也”。因此，《郊祀录》的正文条目并未延续贞元六年以来的制度变化，而是改从唐代旧制。史料表明，晚唐至宋初实际沿袭的是贞元六年的制度。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太常礼院奏云：“今本院看详，律称‘如有缌麻已上丧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乞请，皆援引典故。奉诏，百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后虽王泾著《郊祀录》称是一时之事，非旧典也，又别无诏敕改更，是以历代止依贞元诏命施行。”^[20]可知，《郊祀录》的这一修订，实际未获采纳。又《凡例·卜择日》云：

凡祭祀卜日，每季皆太卜令季前四十五日卜筮于太庙南门之外。中祀已上卜，太常卿莅之。小祀已下筮，太卜令莅之。^[21]

《郊祀录》凡大、中、小祀，祭前皆由太卜令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仪节基本同于《开元礼》。据史料，唐代南郊自玄宗天宝时起，已不卜日，《旧唐书·礼仪志》载：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22]

自玄宗建立太清宫—太庙—南郊亲祭模式后，祠祭卜日虽著在礼令，但不卜已成实际礼仪中的惯例。《郊祀录》本《开元礼》立“卜择日”条，但并未影响现行礼制。又《凡例·燎瘞》云：

凡告宗庙及释奠之币帛，皆同地祇，瘞于壬地。祝版燔于斋坊。

王泾注：

皇唐郊庙享祀，悉用祝版。惟朝拜陵寝用玉册焉。天宝已后，亲祀郊庙亦多用玉册。贞元二年亲有事于郊庙，太常博士陆淳上疏请准《周礼》，祝版祭讫燔之，可其议。至六年亲祀，复改用祝策。祭讫燔瘞如祝版之仪。有司摄事，各依旧制也。^[23]

柳冕等定贞元六年南郊亲祀仪注，用玉册而非祝版，王泾撰《郊祀录》乃依天宝以前旧制。《太常因革礼》载《开宝通礼》制“皇帝亲祀用竹册”，此因开宝三年（970）有司上言：“旧礼祀天地祝文皆用方版，天宝以后用玉册金字。代宗广德中，礼仪使杜鸿渐奏以为虚崇侈丽，请今后用墨书祝版。代宗令用竹简墨书，从古礼也。自后因革不定。今乞皇帝亲祀皆用竹册，摄事用祝版，诏可。”^[24]可知天宝以后，皇帝亲祀祝策，或玉或竹，虽因革不定，要之以“册”为主，不用祝版，宋以后更成为定制。《郊祀录》改订亲祭用祝版，并未对祝版在亲祭中的退场产生实质影响。

综上所述，《郊祀录》是由王泾个人撰写、藏诸东观以备参考的一部私撰礼书，既未经诏修或颁诸有司，亦不具备实质的规范效力。姜伯勤先生曾提出，“《大唐郊祀录》不能视为一部钞撮之作，而应该是反映了唐德宗时整备礼制的历史情状的重要文献”，诚有所见，但这种整备更多体现了王泾的个人裁断，不具备官方订礼的性质。因此，《郊祀录》不能直接作为贞元时期的礼制规范，在理解和利用《郊祀录》的正文条目时，需首先辨明其性质和制度来源，尤其应注意王泾个人裁定的内容。另一方面，《郊祀录》虽然不是官方制定的礼书，却颇能反映王泾这位长年任职太常的礼官如何整备当时的礼制。包括《郊祀录》在内的中晚唐礼书与《开元礼》共同影响、塑造了后世礼典编纂的基本形态，通过分析王泾订礼的思想倾向，有助于深层次理解后《开元礼》时代的礼书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