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唐宪宗驾崩。皇甫镈在穆宗即位次日便被免职，险遭杀祸，赖萧俛之救才得远贬崖州^[77]，同年底死于贬所^[78]。穆宗指责皇甫镈：

器本凡近，性惟险狭，行靡所顾，文无可观，虽早践朝伦，而素乖分望。自掌邦计，属当军兴，以剥下为徇公，既鼓众怒；以矫迹为孤立，用塞人言。洎尘台司，益蠹时政，不知经国之大体，不虑安边之远图，三军多冻馁之忧，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虚诬，远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广称方士，上惑先朝，潜通奸人，罪在难赦。^[79]

制书用辞与宪宗完全相反，对皇甫镈的功绩全然抹杀。诚然，聚敛之臣历来不受待见，其敛财手段不外开源节流，具体主要是五种途径：一是加税，盐、茶、酒等民生物资为主要对象；二是抽官钱，又以削减官僚俸禄和各级官府经费为主；三是官府经商盈利；四是改革金融，主要是改变币值，利用金融手段增加收入；五是节省开支，缩减经费。这些手段无疑会触犯很多人的利益，引得“朝野同怨”。虽然皇甫镈的聚敛强度有唐一代前所未有，但为削藩战争的搜括不无积极意义，反对者将其一概抹杀，难言公正。

讽刺的是，皇甫镈被贬仅半年，穆宗君臣又推出抽税政策：

（元和）十五年五月……癸卯，诏曰：“比缘用兵岁久，初息干戈，百役所资，国用多阙，不可更加赋税，重扰疲人，参酌权宜，事贵通济。自今已后，应内外支用钱，宜于天下收两税、盐利、酒税、茶及职掌人课料等钱，并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委本道、本司、本使据数逐季收计。”^[80]

本次抽税与皇甫镈所行政策如出一辙，以削减官府经费的手段纾解财政困难。曾经备受指责的政策，被政敌再度推行，不知远在崖州的皇甫镈会做何感想。

皇甫镈以聚敛之臣的形象见载于史，过往讨论多聚焦于此，但亦不能忽视其对当时政治产生的影响。作为百僚之长，宰相的政治作用毋庸置疑。观宪宗死前的宰相队伍，韩弘不理庶务，皇甫镈威信不崇，令狐楚难有作为。宪宗晚年调整皇甫镈角色，但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宪宗的死亡使皇甫镈失去靠山。即使宪宗没有暴毙，皇甫镈也很难成功地转型为坐而论道、燮理阴阳的宰相，从他当轴后的种种行为来看，本就与朝野结怨太深的他已在聚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了^[81]。

再看穆宗临御初期的宰相集团。从贬黜皇甫镈到长庆二年（822）三月裴度复入中枢^[82]，穆宗相继拔擢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等六人为相，其中段文昌、崔植、杜元颖入相最速。段虽担任过翰林承旨学士，但仅七日，他从祠部郎中到拜相只用了两年^[83]。崔植在穆宗即位时成为御史中丞^[84]，不到一年即入相^[85]。杜元颖更为惊人，“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86]。三人的晋升过程值得怀疑。萧俛虽在宪宗朝长期担任翰林学士，但早在元和十一年一月罢学士^[87]，靠着与皇甫镈、令狐楚的同年关系才重获任用，入相主要因令狐楚的推荐^[88]。王播则又是一位计臣入相者，“安危启沃，不措一言”^[89]。元稹则因与裴度的争执，任相不足半年，无法发挥大作用。总之，穆宗初期的宰执群体领导力不强，特别是穆宗“君临之初，用为辅弼”的萧俛、段文昌、崔植，被指为尸位素餐之徒^[90]。皇甫镈作相时尚“政道国经，未至衰紊”^[91]，而他的去相导致中枢机构出现断层，终致元和削藩功亏一篑。

再者，“漕运与理财成为中晚唐宰辅大臣之特色”^[92]，计臣入相亦不独皇甫镈一例^[93]，但皇甫镈却有其特殊性。安史之乱以后，理财成为唐廷核心政务之一^[94]。但正如学者指出，刘晏时期各项财经新措施已达极致，裴延龄判度支时，开源方面已难有突破，只得到节流上想办法^[95]，遑论二十多年后的皇甫镈，况且皇甫镈在开源上并非毫无作为。宪宗以后财使入相或由宰相领使逐渐成为常态，宰相取得了对财政使职的控制权^[96]，这与皇甫镈入相继而与宰相发生冲突的情形迥然不同^[97]。压力中上任的皇甫镈，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有限，只能在财赋的分配上下功夫，辗转腾挪，拆东补西，势必触犯较多人的利益，其后继者罕有相似。因此皇甫镈可以说是唐代争议最大的计臣入相者。这一方面由于此后宰相与财使矛盾不再，一方面也因宪宗后中央集权逐渐衰弱，唐廷的主要精力在于保证常规的两税、盐铁等财政收入，无力再如皇甫镈般钻营括财。

同时，皇甫镈的特殊性还在于他经历了由敛财之臣向传统宰相的角色转变。形势迫使皇甫镈出离传统士大夫圈子，削藩战争结束后，又需要他回归士大夫角色。虽然穆宗以后宰相理钱谷成为常态，但皇甫镈的特殊性在于，其理财多超出正常范围，终难为士大夫阶层接纳，导致其政治生命结束，皇甫镈之理财也如宪宗削藩一样具有时代性而不可复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李锦绣认为皇甫镈是宪宗与宰相争夺财政控制权的工具，这导致他与裴度等人不和。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页。今所见研究最全面者是卢建荣，他对皇甫镈的出身、事迹、与宪宗削藩的关系，以及其与士大夫群体的冲突都有一定探讨 （《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和理财观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四本四分，1983年）。另见氏著《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文化与政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83—195页。该书主要在具备财经专业能力的官僚与传统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冲突背景下研究皇甫镈，推翻史料中关于皇甫镈的指责，对皇甫镈的正面评价之力度可谓前所未有。

[2]［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80页。

[3]（唐）白居易：《唐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志铭（并序）》，载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72页。

[4]（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二《唐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贞元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6—458页。

[5]（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45页。制举科目名应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6]《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5页。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38、 3739页。

[8]陈铁民：《制举——唐代文官摆脱守选的一条重要途径》，《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第151—153页。

[9]监察御史是士人迁转的第二、第三任以上官。因此也有可能是皇甫镈的再迁官。

[10]《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第398页。

[11]《大唐传载》记载相似：“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惟止于东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镈，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询，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大唐传载》（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3页］

[12]郎中的迁入以员外郎为主（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0页）。皇甫镈任吏部郎中至少到元和五年（810），因为郭贵妃母亲升平公主去世后的《唐昭懿公主碑》是由时任吏部郎中皇甫镈书写的。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七《京兆府上·唐昭懿公主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7页。

[13]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161页。

[14]有关唐代士人理想的常任官模式迁转参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527页；刘后滨：《宦途八俊：中晚唐精英的仕宦认同及其制度路径》，《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93—103页。

[15]（唐）吕温：《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并序）》，载《吕衡州文集（附考证）》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16]《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38、3739页。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元年正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49页。

[18]［日］丸桥充拓：《唐代後半の北邊財政：度支系諸司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55（1），1996年，第52页。另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544页。

[19]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9—167页。

[20]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02、103页。

[21]（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五二《总录部·友悌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32页。

[22]《旧唐书》卷一六四《杨于陵传》，第4294页。

[23]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540、541页。贾志刚：《唐代中后期供军使、院及相关问题探讨》，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24]（唐）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宏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载《李文公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25]《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第4189页。

[26]《旧唐书》卷一五五《李逊传》，第4124页。

[27]皇甫镈的见用与唐德宗时的赵赞类似，德宗任用赵赞括财为削藩战争输血，最终酿成“泾师之变”。参张剑光、邹国慰：《简论唐代中期赵赞的理财》，《思想战线》1998年第3期，第53页。宪宗与德宗都志在将削藩战争进行下去，因此皇甫镈与赵赞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只能竭力执行君主的意志。参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6页。

[28]卢建荣认为其所行者乃裴延龄故伎：低薪政策，以及贵卖内库物。见《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第201页。皇甫镈所行之政尚不止于此。

[29]（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9、1380页。

[30]《旧唐书·食货志上》《册府元龟》卷四九三《邦计部·山泽》以及《唐会要》卷八八 《盐铁》皆作“十年七月”。严耕望认为“年”上当有脱字（《唐仆尚丞郎表》，第772页）。

[3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第103页。

[3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108页。

[33]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

[34]彭文峰亦认为对羁縻状态有所改善，见《唐后期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经济关系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8页。

[35]《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第1389页。

[36]赖瑞和：《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钱新解》，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4、18页。

[37]《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第5788页。有关此次抽钱的结束，《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十四年六月，敕：‘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第2104页）王怡辰据此认为最迟于元和十四年六月停止（王怡辰：《论唐代的除陌钱》，《史学汇刊》第22期，第38、39页）。但是按照赖瑞和把除陌意义分为税率和汇率两种的观点（《唐代除陌钱和除陌法新解》，第1—19页），此处所言乃指汇率，即一贯等于980文，这是自天宝以来就实行的。王氏将汇率和税率除陌混淆了。陈明光亦将此规定看作是解决通货不足的规定，见《唐代“除陌”释论》，第119页。

[38]李天石：《唐宪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1、332页。

[39]《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40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四年六月庚戌条，第7465页。

[41]《资治通鉴》卷二四二，长庆二年正月丁酉条，第7928页。

[4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第1371页。

[43]迈克尔·多尔比认为皇甫镈的主要成就是改进了漕运效率，未知所本是否自此。见《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第579、580页。(www.daowen.com)

[44]《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元和十四年七月”条“注”，第2033页。

[45]陈明光：《论唐代方镇“进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31页。

[46]李天石：《唐宪宗传》，第471—474页。

[47]《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41页。

[48]《册府元龟》卷四八五《邦计部·济军》，第5798页。同书卷五一〇《邦计部·希旨》载数量为“二万贯”（第6118页）。

[49]陈明光：《论唐代方镇“进奉”》，第31页。

[50]（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七《皇甫镈平章事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35页。标点有改动。

[51]德宗朝姜公辅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入相，陆贽认为他“官是谏议，职居宰衡”（《旧唐书》卷一三八《姜公辅传》，第3788页）。皇甫镈、程异与其相似。俞钢也指出，六部侍郎平章事地位逊色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平章事。见俞钢：《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3期，第104页；后收入氏著《唐代制度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52]《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40页。

[53]也有学者认为裴度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皇甫镈的门第不高，见《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第580页。

[54]《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41页。

[55]《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第4460页。

[56]《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第4476页。

[57]《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第4446页。

[58]《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中》，第1714页。

[59]以上（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四九《皇甫镈加恩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73页。

[60]《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条，第7898页。

[61]程异于元和十四年四月去世。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下》，第467—468页。

[62]《旧唐书》卷一三五《皇甫镈传》，第3741页。

[63]《旧唐书》卷一六七《李逢吉传》，第4365页。

[64]《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496、498页。司马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四年四月丙子条“考异曰”，第7890页。

[65]《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第二》言皇甫镈“奸人合力挤度于太原”，并未明言是与令狐楚、李逢吉，似近于实。

[66]《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第4460页。

[67]《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第4438页。

[68]杨际平：《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兼谈宇文融括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29—31页。后收于氏著《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二卷 唐宋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0—174页。

[69]刘玉峰、钊阳：《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70]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上）》，《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02页。后收于氏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卢建荣亦有针对性地指出，史书中对皇甫镈的负面评价，是古代史家运用道德论述，再加上二分法的识人观点，把理财作为和文化价值的冲突，简化成忠奸之间的零和游戏。见《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文化政治》，第184页。

[71]《旧唐书》卷一五八《武儒衡传》，第4162页。

[72]《册府元龟》卷四六九《台省部·封驳》，第5590页。

[73]《册府元龟》卷五一〇《邦计部·重敛》，第6114页。

[74]《文苑英华》卷四四九《皇甫镈罢判度支制》，第2273页。

[75]《旧唐书》卷一五下《宪宗本纪下》，第471页。

[76]（唐）韩愈：《唐故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载《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65页。

[77]《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第4460页。黄永年认为皇甫镈未被杀是因为发动政变弑君的穆宗集团心虚理亏，见《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载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收入《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1页；相同内容又见《从立储谈宪宗之死》，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66页。

[78]《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484页。

[79]《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二》，第1856页。

[80]《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第5789页。

[81]卢建荣从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和理财观念分析，认为士大夫群体以儒家观念为立场排斥财经专家（《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第220页）。这样看来，皇甫镈也很难成为士大夫群体的领袖。李锦绣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唐后期并不存在士大夫阶层与理财专家的矛盾，理财观念逐渐向士大夫阶层渗透。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279页。李氏的观点主要基于财吏的进奉行为，认为这是朝官攻讦他们的主要原因，而不是聚敛的行为，可能不太全面，前引裴度的攻讦言辞明显针对皇甫镈的聚敛行为。

[82]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唐廷犹如坐过山车一样经历了藩镇的全部归附和河北三镇的复失。

[83]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5、153页。

[84]崔植入相诏书中提道：“自膺宝图，俾掌邦宪。”（《唐大诏令集》卷四七《崔植平章事制》，第214页）

[85]《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480页。

[86]《旧唐书》卷一六三《杜元颖传》，第4264页。

[87]毛蕾：《唐代翰林学士》附表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88]《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第4476页。

[89]《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第4276页。

[90]《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第4438、4439页。

[91]《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下》“史臣蒋系曰”，第472页。

[92]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93]洪迈对此有所归纳，见《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一四“用计臣为相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02页。

[94]葛兆光认为在当时追求实效的社会背景下，士人考虑的是实用性问题，比如赋税的来源、兵员的补给、政府的效率、官吏的廉洁等，程异、皇甫镈之类的计臣，考虑的只是维持局面。见《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载《中国学术》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9页。后收入氏著《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0页。

[95]卢建荣：《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第191页。

[96]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81页。

[97]李锦绣已经指出了这一现象，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