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镈担任司农卿后不久迎来人生转折：

判度支，俄拜户部侍郎。时方讨淮西，切于馈运，镈勾剥严急，储供办集，益承宠遇，加兼御史大夫。^[16]

担任度支使是皇甫镈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17]，需财孔殷。唐后期形成三司理财的财政格局，度支使调度内外物资，又在战时向官军行营设置供军使负责供馈^[18]，是战时颇为重要的财政官员，此处单论度支使，见下表。

表2　宪宗朝度支使任职一览表^[19]

注：1.杜佑、李巽皆为度支盐铁使。元和二年析为二使，李巽继续担任盐铁使，度支使由郑元担任，具体月份不详。
2.郑元任使、去使时间不详，暂以李巽离任、裴均接任时间为限。
3.闰月的情况有元和元年闰六月、元和四年闰三月、元和六年闰十二月、元和九年闰八月、元和十二年闰五月^[20]。下表同。

表3　元和削藩战争与度支使任职时间排比表

续表

对元和削藩战争较大影响者是两伐成德、淮西之役和征讨平卢。四役涉及两次度支使人事更替，其中，李元素去使是由于遘疾^[21]，第二次更替则直接由于杨于陵的供办不力。史载：

时淮西用兵，于陵用所亲为唐邓供军使，节度使高霞寓以供军有阙，移牒度支，于陵不为之易，其阙如旧。霞寓军屡有摧败，诏书督责之，乃奏以度支馈运不继。宪宗怒，十一年，贬于陵为桂阳郡守。^[22]

学者认为杨于陵所用之“亲”是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李逊^[23]。此外，史料还提供了杨于陵被贬的另一种说法，将兵败责任归咎于高霞寓^[24]。

随着淮西战事的持久化，朝廷又二征成德，任使两年多的杨于陵面临巨大压力。“急于荡寇”^[25]的宪宗不满战事进展，断然贬黜财政主管。高霞寓能够诿过杨于陵，与其得宦官之助有较大关系^[26]。不管此事的是非曲直如何，至少表明，随着财赋被不断消耗，唐廷对敛财能吏的需求日增。皇甫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度支使的。

既有“含冤”被黜的前任为鉴，临危受命的皇甫镈^[27]唯有“勾剥严急，储供办集”。史书虽对皇甫镈敛财多有指摘，但并未详述其事迹^[28]。史称：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碱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29]

加盐税政策始于元和十一年七月^[30]，距离皇甫镈任使仅三个月。安史之乱以来，盐利成为唐廷重要财政收入，每遇财政困难，朝廷总会从盐利着手括财，但度支使只掌西部盐政^[31]，故皇甫镈只能在自己的辖区加税。皇甫镈还试图控制河北的盐利：

自天宝末兵兴以来，河北盐法，羁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镈奏置税盐院，同江、淮两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镇亦频上诉。^[32]

自天宝以来，河北盐利几乎为本镇截留^[33]。从上引史料看，元和时期在皇甫镈奏请之后，河北对中央命令无法视而不见，故而皇甫镈的整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4]。

除了盐利，皇甫镈还设法从其他途径增加收入：

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35]

所谓“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是指李泌在贞元四年（788）年征收的“户部除陌钱”，皇甫镈在此基础上再加五十。所谓“内外用钱”是指朝廷和地方的预算经费^[36]。该政策出台于元和十一年九月^[37]，距离皇甫镈履新不到半年。从征盐利到抽官钱，皇甫镈积极采取措施填补财政缺口。有趣的是，恰恰是日后极力反对皇甫镈入相的裴度支持了宪宗二讨成德^[38]，使财政压力陡增，而这种压力很大一部分最终由皇甫镈承担了。

为周转经费，皇甫镈在开源之外还厉行节流。平淮西时裴度指称：

皇甫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自京北、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应是仰给度支之处，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肉……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欲离叛……虽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罢兵之后，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此事犹可。^[39]

作为淮西之役的亲历者，裴度不至于说谎欺骗宪宗达到排挤皇甫镈的目的，其所言应为实情。裴度的指责正好为考察皇甫镈的财政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皇甫镈通观全局，大胆压缩京北、京西以及各级官府经费，虽引发众怒，但不失为应急之策。而他削减淮西前线军队经费恐属无奈：淮西用兵已近三载，加上历时近半年的河北战事，朝廷“经费屈竭”，有杨于陵教训在前，克扣应是迫不得已，裴度也认为“此事犹可”，所以从元和十一年四月皇甫镈上任到淮西平，历19个月，花费1030万贯，月均约55万贯。相比于德宗四镇之乱时的“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40]，以及穆宗出兵河北时魏博一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41]，并不算多。(www.daowen.com)

此外，皇甫镈也插手东部财赋转运事务：

刑部侍郎王播代（卢）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42]

唐后期大运河漕运是长安统治者至为关心的事，但是其运输效率却一直在下降，皇甫镈判度支后试图对其进行改良^[43]，他的量刑建议明显较王播为轻。由于《食货志》本身不旨在指责皇甫镈，因此难得看到与皇甫镈严苛剥下者形象不符的记载。

除了推行敛财政策，皇甫镈自己也向宪宗进奉财赋：

自淮右宿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进献不已。始曰“助军”，寇平则曰“贺礼”，其后又曰“助赏设”。及帝加尊号，又陈献贺之礼。^[44]

如果说为了战争而进献还可以理解^[45]，那么在淮西平定后宪宗流连享乐之际^[46]，皇甫镈仍投其所好，“探知上旨，数贡羡余”^[47]的行为就应受到批判了。“皇甫镈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十三年（818）正月进钱三万贯”^[48]。当时并无战事，作为中央官员，皇甫镈所进奉的钱财本属中央财政收入，但他通过进奉将国家财赋转变为皇帝私人财产^[49]，皇甫镈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转向负面。

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唐廷开始征讨淄青，对财赋的需求有增无减。两个月后，皇甫镈与同为财吏的程异被任命为宰相：

……皇甫镈，行惟孤贞，性本坚直，秉仁履义，守正持方，夙怀经济之谋，早在贤良之选。累践华贯，服于大僚，端肃有常，发挥事任。自总邦计，贰领地官，属以征戎车，讨平淮寇，发軵调食，制外自中，法无过差，动有成绩。是用命尔，俾升台司，望以沃心，劳乎注意。尚兴师旅，方殄妖氛，翼亮是参，经费仍属。尔其悉乃心力？副予简求。^[50]

宪宗高度评价皇甫镈的能力和人品，肯定其平淮西期间的成绩，希望他在淄青之战中继续效力，故酬以相位。

两人虽然入相，但他们主要负责财政事务，门下侍郎裴度、中书侍郎崔群以宰相为主职，燮理阴阳，统筹全局，皇甫镈、程异莫若说以宰执地位为恩宠^[51]，仍然负责钱粮财政工作，分工明显不同。即便如此，二人的入相仍掀起轩然大波，裴度、崔群直接表示反对，裴度更是给宪宗上了三道疏文，其中提道：

皇甫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欲离叛……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忽闻此人入相，则必相与惊扰，以为更有前时之事，则无告诉之忧……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如皇甫镈，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52]

裴度除指责皇甫镈刻于敛财外，还对其人品进行攻击，都由于后者高强度的敛财行为^[53]：加盐税伤害了百姓，克扣军费激怒了军队，抽官钱触犯了官僚集团，进奉财物有损大臣风范，这些都让皇甫镈在朝中饱受攻击，缺少奥援，难怪宪宗赞其“行惟孤贞，性本坚直”，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宪宗视裴度的反对为朋党了。

自知难以服众的皇甫镈早在入相前便已交结宪宗宠宦吐突承璀^[54]，入相后又援引同年令狐楚入相^[55]，推荐另一同年萧俛^[56]，力图稳固地位。除此之外，为迎合宪宗追求长生的梦想，皇甫镈还为其荐引了方士柳泌、田佐元及和尚大通^[57]。这样皇甫镈在朝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于元和十四年七月升为门下侍郎^[58]，正式进入核心决策圈。这是宪宗对他在平淄青期间的表现给予的回报：宪宗对皇甫镈入相后的表现十分满意，并寄予厚望。皇甫镈升职后仍兼判度支，说明此时宪宗仍需其“均赋中邦，渐于雍熙”，也说明宪宗对政局有自己的判断。虽然诏书仍称皇甫镈“性尚孤直”^[59]，但经裴度与令狐楚的一去一入，以及崔群的去职^[60]，使其在宰相中逐渐占据优势^[61]。

正因为皇甫镈援引故知入朝，旧史将裴度去相归结为皇甫镈集团的排挤：“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镈心嫉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度出镇太原。”^[62]

李逢吉曾因反战而被贬出朝廷^[63]，史臣的逻辑看似合理，实则不然。元和十四年七月令狐楚被皇甫镈引入朝中，而裴度四月便出镇太原，李逢吉更到长庆二年（822）三月才被召回朝^[64]，虽然皇甫镈的确有可能在裴度去相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和令狐楚、李逢吉等“合势”排挤裴度的可能性不高^[65]。另外，史称“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66]。但皇甫镈元和十一年才始判度支，任使之前不见得拥有荐举翰林学士的政治能量，史臣有故入人罪之嫌。

而且，关于皇甫镈掊敛的记载，也应审慎待之。元和十四年八月李渤上疏“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而“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谢病东归”^[67]。此处的宰相当是皇甫镈。李渤所言的摊逃之弊以及其得罪皇甫镈应是真实情况，但史臣意在将摊逃之祸全归在皇甫镈头上并不公允。摊逃并不独见于元和，亦非皇甫镈首创，早在租庸调制时期便有此制度^[68]，皇甫镈充其量只是因袭旧制^[69]。对史家厚此薄彼、双重标准的取向，难怪学者提醒读者在阅读相关史料时“不能为儒生的偏好所束缚”^[70]。

不过，皇甫镈力图组建自己阵营的事实仍十分清楚。但纵然如此，在英武的宪宗面前他仍只能唯唯诺诺。“皇甫镈以宰相领度支，剥下以媚上，无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论列，镈密诉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将报怨耶！’镈不复敢言。”^[71]宪宗显然并未完全被皇甫镈迷惑。

但从元和十三年九月入相到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罢相，在一年半的执政期间，皇甫镈仍刻意聚敛，政绩乏善可陈：

崔植为给事中。时皇甫镈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植封还敕书，极谏而止。镈重奏诸道州府监院每年送上都、两税、榷酒、盐利、度支米价等匹段加估定数。诏许之，其先下州府监院连四月二十五日敕牒更不在行用之限。镈急于掊聚，先是奏近年天下所纳盐酒等利抬估者，一切追征。诏既可，植抗论以为：“用兵岁久，百姓凋弊，往者虽估逾其实，今固不可复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谕，许辍已行之诏。物议大罪镈而美植。镈惧，至是乃更前过，且重条奏，请申敕以示之。^[72]

此事发生在元和十四年六月^[73]，彼时淄青已平，但皇甫镈并未意识到形势的转变，仍专意搜括，经崔植抗论才有所收敛。虽不知是否由皇甫镈“嘉宣旨谕”崔植，但经过崔植、李渤的上奏，宪宗也应意识到皇甫镈仍以宰相身份理财已不合时宜，开始调整宰相职能：

古者丞相，府不接吏，盖以任重体大，地亲礼崇，苟非征讨之时，岂仗货财之事？爰俾出纳，归诸有司，用严台庭，以辅吾道。今则百揆攸叙，万邦保和，宜全相府之重，勿领计司之剧。抚夷夏，调阴阳，用安元元，时乃之职。^[74]

诏书颁于元和十五年正月^[75]，距宪宗驾崩仅半月。此时任相者为韩弘、皇甫镈和令狐楚。韩弘由宣武节度使入朝为中书令，但“赞元经体，不治细微”^[76]，因此宰执群体以皇甫镈为首。宪宗剥除皇甫镈的庶务，试图使其回到宰相的传统角色，说明此时宪宗对政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可见其对皇甫镈的器重。不过随着宪宗暴崩，皇甫镈还未来得及“调阴阳”，政治生涯便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