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讨论的藩镇匿丧现象，集中发生在唐代北方社会，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割据型、中原型的藩镇都存在。从文化风气和环境而言，北方社会，尤其是河朔地区，自安史之乱后，文化风气呈现出“不知礼教”“反侧之俗”“教化不及”等特点。从政治上看，藩镇的匿丧行为与藩镇将领擅领军务、求节钺密切相关。子匿父丧是不孝，将佐匿丧是不义，匿丧是藩镇将领为谋取藩帅地位而表现出的对礼法文化的无视和践踏。匿丧行为正是在这样的风气及政治诉求中出现的。

尤可注意者，匿丧不是只出现于藩镇中，在皇位继承中亦是屡见不鲜。如秦始皇崩，丞相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78]；东汉阎显等匿北乡侯丧^[79]；北齐神武、文襄、武成三帝皆被匿丧等^[80]。

再举隋唐事迹略言之：杨坚能“总知中外兵马事”并顺利登上帝位，刘昉、郑译匿周宣帝丧不发起到了重要作用^[81]；隋炀帝匿父隋文帝丧，“先易留守官人”^[82]；唐太宗崩，“秘不发丧”，长孙无忌等请太子及飞骑、劲兵及旧将从太子先还京^[83]；唐中宗崩，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招宰相入禁中及征府兵五万人屯京城^[84]；唐宪宗崩，梁守谦、王守澄等宦官拥立太子穆宗，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同时匿澧王丧等^[85]。以上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出现的匿丧与藩镇易帅之际的匿丧何其相似！前者即是陈寅恪先生关于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的著名论断^[86]，后者则是本文讨论的藩镇匿丧。

若是进一步比较，藩镇匿丧后“自领军务”与刘昉等匿丧后杨坚总知兵马事、韦后匿丧后“自总庶政”如出一辙。无论是藩镇还是中央，每一次匿丧，皆伴随有军事部署。又河朔藩镇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的储帅制度，岂不是皇帝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之地域“缩小版”！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继承制度，围绕权力争夺的腥风血雨依然史不绝书，而这个过程中实施“匿丧”策略，对权力变更之际的政局稳定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匿丧者可以利用匿丧期进行军事政治部署，为顺利夺取或稳定政权做充分准备。如是而言，发生在中央之皇帝匿丧与地方上之藩镇匿丧其实质是相同的，且匿丧策略的成败同样受多种因素制约。但仍需指出，影响皇帝匿丧的因素远比藩镇匿丧复杂，这是中央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的，朝臣、宦官、禁军、外戚等多种势力多被卷入^[87]。

综上，对藩镇匿丧的分析，实际上是对藩镇易帅之际的观察，是从官吏交接探讨中央对藩镇控制的强弱，或可作为讨论中央与藩镇关系的新视角。藩镇匿丧与中央围绕皇位继承出现的匿丧反映出唐代政治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匿丧成为权力交接之际一种特殊的继任策略。

感谢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以及诸位师友对本文的若干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75页。

[2]前人对唐代孝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从御注孝经、礼法文化、丧葬礼仪、政治事件、起复丁忧制度等不同角度阐述唐代的孝文化，主要成果有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 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108页；王美华：《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84—92页；季庆阳：《唐代孝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吴丽娱：《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文史哲》2008年第4期，第91—97页；黄修明：《孝文化与唐代社会政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03—108页；等等。

[3]关于匿丧的研究主要有赵克生：《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54—59页；马国华：《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S2期，第91—93页；倪彬： 《汉唐“匿哀”等罪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斌城等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237页；等等。

[4]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87—92页。

[5]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6]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〇《匿父母夫丧》，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799页。

[7]参看罗小红：《唐代官员服纪制度（子为父母）及守丧实践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8]“河北故事”与“河朔故事”“河朔旧事”“河朔旧风”意义相同，前贤已论，兹不赘述。本文除引用史籍原文外，统一使用“河朔故事”。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5、3526页。关于薛嵩卒年，《资治通鉴》与《旧唐书·薛嵩传》同，第7338页；《新唐书·薛嵩传》为大历“七年卒”，第4144页。

[10]《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第3526页。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338页。

[12]袁英光《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认为薛平感到自己力量薄弱，估计到前途的危险，因而不敢继任节度使。载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4页。

[13]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14]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

[15]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唐代宗与唐德宗初年，也有认为“河朔故事”应侧重于它形成的过程。详见樊文礼：《试论唐河朔三镇内外矛盾的发展演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1—23页。张天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载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4—241页。孟彦弘：《“姑息”与“用兵”—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115—145页。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95—200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8页，等等。

[16]《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17]《旧唐书》卷一二四《薛嵩传》，第3525页。

[18]《旧唐书》卷一二四《令狐彰传》，第3528页。

[19]《旧唐书》卷一二四《令狐彰附子通传》，第3532页。

[20]胡平：《唐代宗时期的藩镇问题—以河朔藩镇为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2期，第117—127页。

[21]詹宗佑：《点校本两唐书校勘汇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6—97页。针对此点，有学者推测田承嗣卒后唐廷与魏博发生过不为人知的暗斗，而结果是田悦获得节度留后，此后唐廷默认了魏博节度使自相承袭的特权，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89页。

[22]《新唐书》卷一四九《班宏传》，第4802页。

[2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8—82页。

[24]《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二年正月条，第7410、7411页。

[25]《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五年十月条，第7904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二年四月、八月条，第7693、7696页。

[27]（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八九一丘降《常山郡王田绪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692页。

[28]《新唐书》卷二一二《刘怦附刘济传》，第5975页。

[29]《旧唐书》卷一四三《刘怦附刘济传》，第3900页。

[30]（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卷二一《刘济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31]参看孙继民：《北京新发现唐刘济墓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1版。张天虹：《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67—75页。

[32]《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第3535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八月条，第7426页。

[34]《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正月条，第7411页。

[35]《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元年六月条，第7756页。

[36]《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第3948页。

[37]《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第3948、3949页。

[38]《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附李抱真传》，第4622、4623页。

[39]《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宝历元年八月条，第7966页。

[40]《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附刘从谏传》，第4233页。(www.daowen.com)

[41]《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四月条，第8101页。

[4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二年八月条，第7590页。按：两《唐书》“士宁”皆作“克宁”。

[43]《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八年四月条，第7650页。

[44]《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说传》，第3958页。

[45]《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七月条，第7320页。

[46]刘玉峰：《唐德宗评传》，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65页。

[47]《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田承嗣附田季安传》，第5933页。

[48]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195页。

[49]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70页。

[50]张天虹：《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第67—75页。

[51]《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七月条：“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第8110页。

[52]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分别从军事和经济因素分析黄河以南诸道与西北藩镇对中央恭顺态度的原因，此亦可解释为何藩镇匿丧现象几乎在西北与南方藩镇没有出现。第273—310页。

[5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93页。

[54]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6—468页。

[55]袁英光：《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几个问题》，第283页。

[56]《旧唐书》卷一四四《阳惠元传》，第3914页。

[57]《旧唐书》卷一二四《李师道传》，第3541页。

[58]《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正月条，第8136页。

[59]《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二年十月条，第7866页。

[60]《旧唐书》卷一六二《曹华传》，第4243页。

[61]《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四年七月条，第7786页。

[62]《旧唐书》卷一四三史臣曰条，第3908页。

[63]王韵：《论唐、五代昭义镇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唐都学刊》2009年第1期，第26—31页。

[64]探讨唐代河北地区的文化环境涉及学界长期争论的胡化汉化问题，相关研究及综述众多，主要有顾乃武、潘艳蕊：《唐代河北胡汉文化属性研究综述》，《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80—82页；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55—65页；曹林：《从文化－种族到地域主义：对河北胡化论的辨析和检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49—53页；等。笔者倾向于淡化胡化汉化的讨论，侧重地域风俗的整体把握和个案的积累，尽可能获得一种清晰合理的认识。

[65]王义康《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指出河朔军政官员一方面漠视文教，一方面受到上层汉人人士的影响。《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第66—75页。

[66]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251页。

[67]《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附李师古传》，第3537页。

[68]贾志刚：《唐代地方长吏的交接替代》，《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92—97页。

[69]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20—28页。

[70]《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四年八月条，第8132页。

[71]《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第3541页。

[72]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22页。

[73]《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第6020页。

[74]《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八年四月条，第7650页。

[75]《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真传》，第3650页。

[76]《新唐书》卷二一二《刘怦附刘总传》，第5975页。

[77]《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说传》，第3958页。

[78]（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5页。

[7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9页。

[80]《资治通鉴》卷一七〇，光大二年十二月条，第5377页。

[81]《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太建十二年五月条，第5512页。

[82]（唐）魏徵：《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27页。

[83]《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第6380页。

[84]《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云元年六月条，第6759页。

[85]《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澧王恽传》，第3629页。

[8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6—320页。

[87]可参看王超：《唐朝皇帝制度的发展与完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53—63页。李勇、何春香：《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影响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因素》，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