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地区，尤其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长时期处于文化领先地位。但在唐朝，或早至南北朝时期，受战乱、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其文化内涵发生变化。前人陈寅恪、钱穆等先生已经指出种族和文化两端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关键所在。钱穆先生认为北方藩镇割据造成文化水平的下降，也因此让北方退居到历史上不重要的地位，并把原因归结到武人与胡人的兵权统治，从宏观上对北方的文化和政治形态进行了概括^[54]。我们不妨具体探讨匿丧藩镇的文化风气。

礼法教化的缺失让一些割据型藩镇不得不以“严法”来下驭^[55]。割据型藩镇如河朔三镇、淄青等镇，自安史之乱后主流便是“各擅土宇，虽泛禀朝旨，而威刑爵赏，生杀自专，盘根结固，相为表里”^[56]，“号为反侧之俗”^[57]。史言“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58]。淮西虽居中州，处于历任节度使之残暴统治下，亦是“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59]，致使人不知教义。故而李愬、裴度等平定淮西之后，变革前法，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又如淄青自李正己以来，“人俗顽骜，不知礼教”^[60]、成德将士百姓“不知君臣逆顺之理”^[61]等。这样的文化风气，发生匿丧现象就不难理解，正如史臣所总结的：“忠义之谈，罔经耳目，以暴乱为事业，以专杀为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将帅卒伍，迭相屠灭，以成风俗。斯乃王道浸微，教化不及”^[62]。亦容易明白为什么朝廷屡派文化素质高的官员像孔巢父、归崇敬、郑覃、韩愈等前去河朔宣慰的原因，他们对河朔叛乱的将士喻以逆顺忠义之理，常常不辱使命。

中原防遏型的藩镇，宣武比邻淮西、义成接壤魏博、河东邻近成德，昭义介于成德与魏博之间，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其文化风气多少受割据型藩镇所感染，即出现“河朔化”倾向，以致出现不孝不义的匿丧现象。这既有偶然性，也是北方文化风气下降出现的必然结果。昭义镇出现三次匿丧现象，即是受河朔风气影响，尤其是刘悟、刘从谏父子是从淄青而来，受“污俗”更深^[63]，故出现了三代人中两次匿丧。(www.daowen.com)

藩镇匿丧，河朔地区的文化环境成为一大诱因^[64]，与藩镇将帅个人意志亦有关联^[65]。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河朔藩镇都采用匿丧策略与中央周旋。如魏博王士真在父母去世前后，“动皆合礼”“日惟药棘，绝浆泣蹈”^[66]，墓志所言虽有溢美，但与匿丧相较，实是天壤之别。再如淄青李纳贞元八年（792）五月卒，朝廷起复其子李师古为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等使，贞元十年（794）五月，李师古“服阕”，这表明他服满丧期。后来，李师古又“丁母忧”，朝廷再次起复夺情^[67]。我们不禁要问，何以同处于河朔地区相同的文化环境，甚至于相同的藩镇内，在易帅之际存在匿丧的有无？藩镇匿丧除文化因素外，还有无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