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文论述的藩镇匿丧事例，我们仍需解释为何匿丧集中在唐德宗、唐宪宗统治时期，而之后则相对较少，以及为何主要发生在河朔型、中原型藩镇所在的北方地区。

安史叛军初定，朝廷以安史叛将分治河北。唐代宗时期，河北藩帅易代虽出现将士杀帅、将士驱逐藩帅的事例，但毕竟属于藩镇内部兵乱，未酿成中央与地方的对峙。故唐代宗时期河北藩帅易代显得相对缓和，然而这种缓和已经预示着中央对藩镇控制力的减弱。大历三年（768）幽州朱希彩、朱泚等杀李怀仙，成德李宝臣遣将讨之兵败，朝廷不得已宥朱希彩等，任命王缙领节度，朱希彩为留后。王缙赴幽州而终不能制^[45]，是年朱希彩为节度使。这表明代宗统治前期，已不能对幽州进行有效的控制。待魏博田悦继任节度使，“河朔故事”正式形成，标志着河朔藩镇的自治统治进入新的阶段。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与淄青面临安史之乱后第一次易帅局面，李惟岳、李纳匿丧求节钺皆以失败告终，不得已而发丧，德宗执意削藩，河北再次成为四战之地。等到兴元诏书发下，德宗与河朔型诸镇妥协，自此之后德宗朝藩镇政策转向稳健^[46]，“河朔故事”在河朔藩镇顺利施行。因而这个时期卢龙刘济（贞元元年）、淄青李师古（贞元八年）、成德王士真（贞元十七年）皆依“河朔故事”父死子继取得节钺。

难解者为贞元十二年（796）魏博匿丧。田绪卒时田季安年十五岁，按当时魏博内部情形，田季安虽为幼子，但却是节度副大使，是正统的继承者，且被德宗之姐妹嘉诚公主视为己子。匿丧之后，田季安得到军中将士拥护，被推为留后。重要的是幽州与淄青都已安全运行“河朔故事”，故笔者愚以为田季安获得节钺应是顺理成章，魏博军吏不须匿丧，但史言“匿丧观变”^[47]，魏博究竟是在等待什么变化？据《通鉴》记载，田季安匿丧后近四个月方获得朝廷任命，比卢龙刘济、淄青李师古获得任命的时间都要长，这期间德宗是否欲更改“河朔故事”？有学者指出，德宗通过系列举措扶植田季安稳定魏博局势^[48]，这与德宗时期遵循“河朔故事”是前后一致的。故魏博此次匿丧或是内部出于谨慎起见，采取模仿建中初年河朔藩镇的匿丧策略。事实上，魏博也仅有一次匿丧，从侧面反映出魏博匿丧不成熟的特点。(www.daowen.com)

唐德宗初期经过“四王之乱”后，河朔政局大体稳定，可是中原型藩镇却接连出现藩镇匿丧，欲效仿“河朔故事”自领军务，前举义成、宣武、昭义、河东四镇匿丧可知。中原型藩镇的“蠢蠢欲动”增加了德宗时期藩镇形势的复杂性，藩镇内部易帅之际的匿丧呈现出中央对藩镇控制力的薄弱。

唐宪宗时期是安史之乱后中央对藩镇控制力最强的一段时期^[49]。从藩镇匿丧角度看，元和初淄青李师道获得节钺与当时宪宗征讨刘辟有很大关系，对淄青只是暂时的“姑息”，宪宗末年平淄青即是明证。元和五年（810），卢龙刘总顺利获得节钺，除朝廷“不知情”因素外，幽州的恭顺态度是主因^[50]。至于淮西吴元济的匿丧，宪宗则直接征讨。以上宪宗时期出现的匿丧事件及结果，如实反映出宪宗对藩镇的控制力。唐穆宗时期，河朔再叛，自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刘稹匿丧，中央派军征讨，河朔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皆参与，可谓是中央对河朔藩镇控制的最后辉煌^[51]。

从时间跨越看，藩镇匿丧从唐德宗至唐武宗时期60余年共发生13次，集中在唐德宗、唐宪宗在位时期的计有10次，这两个时期恰恰是中央与藩镇交往最频繁的时期，“姑息”与“用兵”在此两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每个藩镇内部的继任体系而言，涉及匿丧的虽然占的比重较小，但由藩镇匿丧表现出的政治互动集中体现出“河朔故事”的生命力。从空间上看，匿丧主要发生在淮水以北的北方地区，且不见于边疆型、东南型藩镇^[52]，就河朔型藩镇与中原型藩镇匿丧次数而言，前者7次，后者6次，此亦可见中原型藩镇与中央关系情形之复杂^[53]。从匿丧的效果来看，除昭义刘从谏、河东李说匿丧达成目的外，其余通过匿丧欲获得节钺皆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中原型藩镇并不具备可以效仿“河朔故事”的实力，中央对他们的控制力大于他们的“自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