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标志着唐代礼制的完备，它对上起帝王、下至百官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甚至连庶民阶层，也有礼仪程序需要遵守，“反映了礼制的法典化倾向”^[4]。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但极重葬祭之礼，将此看作“孝道之最后表现”^[5]，故提倡慎终追远。匿丧行为与守丧背道而驰，既违背礼制，同时也触犯法典。在《唐律疏议》中，匿父母丧首先构成常赦所不原的十恶之不孝。继而有详细惩处：“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两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6]同时根据亲疏判定“匿不举哀”者相应的处罚。可见，丧葬无论是从礼制方面，还是法律方面，在唐朝都有着具体规定，对士民有着双重的约束力。打破这种约束力的，除夺情起复^[7]，当是匿丧行为了。藩镇匿丧首发在河朔藩镇中的成德镇，继而蔓延至其他藩镇，两者有何关联呢？

论及河朔藩镇，则无法避开“河朔故事”^[8]。唐代宗大历八年（773）正月，相卫洺邢等州节度使薛嵩卒，中央诏命薛嵩弟薛崿知留后。^[9]在这之前，“军吏欲用河北故事，胁（薛嵩子）平知留后务”^[10]。薛平时年方十二，不得已伪许之，然后“夜奉父丧，逃归乡里”^[11]。

相卫此次易帅，若非薛平心存礼法，恐开启藩镇匿丧之先河^[12]。然该事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提及的“河北故事”，这是目前正史中关于“河北故事”的最早记载。“河北故事”的核心是藩镇节度使的世袭制，亦即土地传之子孙^[13]。既然相卫军吏把节度使世袭视为“故事”，那么河北地区在此之前必然存在节度使世袭的情况。但是笔者翻阅史籍及查阅王寿南先生《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14]的“唐代藩镇总表”，未见河北地区出现过节度使世袭的情况，那么唐宋史籍中屡屡谈及的“河朔故事”究竟起源于何时？

针对“河朔故事”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15]。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故随之出现李正己、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宝臣、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16]，这即是代宗时期河北藩镇的主要情形。但薛嵩与令狐彰终究与其他河北节度使有所区别，两人在所辖藩镇治理上卓有成效，或“管内粗理”^[17]，或“风化大行”^[18]。两人同卒于大历八年（773）初，令狐彰的临终上表不仅引起代宗的嗟悼与褒美，亦引发唐宪宗朝君臣的共鸣。宰相李吉甫言“臣每感（令狐）彰同时河朔诸镇，付子传孙，无不燻灼数代；唯彰忠义感激，奉国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归于先帝”^[19]。

李吉甫之奏与《旧唐书·李宝臣传》皆提及代宗时期河朔藩镇“以土地传子孙”的表述，这正是“河朔故事”的核心内容。司马光《资治通鉴》将“以土地传子孙”的表述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条下，胡三省注进一步指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该年的前一年，唐代宗经过征讨魏博田承嗣与汴宋李灵曜，使得北方藩镇尤其是河朔藩镇势力或政治结构重组^[20]。建中二年，河朔兴兵，有必要追述河北藩镇状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司马光把代表“河朔故事”核心内容的表述系于此处。(www.daowen.com)

就史籍文本分析而言，《旧唐书》在记述相卫易帅时明确指出“欲用河北故事”，李吉甫与司马光关于河朔藩镇“土地传子孙”的认识亦在代宗大历年间，则以“土地传子孙”为核心内容的“河朔故事”形成于代宗时期当不误。而较为明确的标志性事件则是魏博田承嗣去世，其侄田悦受诏为留后，继而被命为节度使。《旧唐书·田承嗣传》载其卒于大历十三年（778）九月，与两《唐书·代宗纪》《资治通鉴》所载“大历十四年二月”不同^[21]。相较于相卫军吏“欲用河北故事”却并无先例、永平节度使令狐彰举人自代、幽州朱氏兄弟连番杀帅，魏博真正实现了以“土地传子孙”的藩帅继任之法—“河朔故事”。

“河朔故事”形成后，不久迎来首例匿丧。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李宝臣死，子惟岳匿丧求节度”^[22]。匿丧之事两《唐书》李惟岳本传不载，见于前去问疾的班宏传中，《资治通鉴》的记载增添了成德镇僚佐参与匿丧的详情。匿丧之后即使李惟岳“发丧”“自为留后”，与将佐再次请求中央，唐德宗依然不允许其继任节度使。

自此之后至唐武宗时期，藩镇匿丧常见于藩镇易帅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