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李密投奔李渊，后李渊派李密招抚山东故将，李密企图叛逃自立，贾闰甫以“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谶，天下终当一统”^[35]，劝阻李密。李密却以“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36]，坚持自立。李渊对李密，礼遇甚厚，史载：“独上亲礼之，常呼为弟，以舅子独孤氏妻之。”^[37]然“彼我所共”的图谶，使得李密并不甘心屈居人臣，最终归而复叛。李密叛逃事件，无不在警醒李渊，“李氏将兴”谶言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隐患。与此同时，因“李氏将兴”谶言而起的李轨，即拥有一定势力的李姓将领，或称雄一方，或割据一城，是李唐争取的力量，也是其统一大业路上的障碍。为解决“李氏将兴”谶言不确指特征所造成的困境，统摄天下诸李，武德二年（619）二月，李渊颁布《每州置宗师诏》曰：

朕受终揖让，君临四海，普天之下，同加惠泽。宗绪之情，义越常品，宜有旌异，以明等级。诸宗姓官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师一人，以相官摄，别为图伍所司，明立条式。^[38]

此时，李唐只是众多割据政权中的一个，李渊“君临四海”的气魄昭示了李唐统一天下的政治抱负。李渊以帝王身份“旌异”宗姓，以明等级，“宗姓官在同列之上”，提高李姓官员地位，无官者免除徭役。李渊推恩宗姓，以期统一李姓宗族，得到天下李氏的认可和归附。在凝聚天下诸李的同时，李渊也向天下宣示李唐皇室是李姓大宗，李渊是李氏宗主，是顺天承命的帝王。李渊称李密、李轨为弟，即表现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法倾向。李渊在每州设宗师的政策，一方面将天下诸李载入籍册，便于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宣示了李渊作为李氏宗主的身份。这一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争得一些李氏将领归附，但是“李氏将兴”谶言的威胁及隐患依然存在。李渊派张俟德册封李轨，拜其为凉州总管，封凉王。史载：唐帝、凉帝同以谶言而起，正如曹珍所言“隋失其鹿，天下共图之，称王称帝，奚啻一人”。李轨拒不接受李唐的官爵，正是对李唐正统性的否定。李渊兴兵讨伐李轨，武德二年（619）五月，李轨被斩于长安。

李轨召其群臣廷议曰：“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奚啻一人！唐帝关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必欲以小事大，请依萧詧事魏故事。”轨从之。戊戌，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入见，奉书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晓不遣，始议兴师讨之。^[39](www.daowen.com)

时又有李子通割据江淮。武德二年（619）九月，李子通攻占江都，称帝，国号吴，年号明政。一方刚灭，一方又起。李渊在面对因“李氏将兴”而起的同姓政权时，无正统性的理论依据。“李氏将兴”谶言的不确指性，还会引发更多的李姓实力派因谶而起，威胁李唐政权的合法性与唯一性。李仲文取陶氏女以应谶言，就是李渊集团内部兴起、冲击李唐政权合法性与神圣性的事件。

综观唐初政局，李唐在面对异姓争权的同时，还面临着同姓操戈的困局。隋末，“李氏将兴”谶言大兴，民间口口相传，在社会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其不确指性使得李唐政权并非唯一应命之政权，冲击着李唐政权的合法性。武德三年（620）“老子降迹告天命”的出现，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