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作为“李唐皇室之祖”问题的讨论，追加尊号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唐前期。在唐代，老子历经高祖时的“降迹之祖”、太宗时的“本系之祖”、高宗时的“玄元皇帝”，至玄宗时的“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地位基本定型。唐前期，老子地位几经抬高。高祖时，其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稍得尊崇，但敬而不宣。太宗时，因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型，老子“李唐皇室之祖”的身份被确立。高宗秉承太宗事业，又尊崇道教，为老子上尊号“玄元皇帝”，老子受到尊崇。玄宗对老子“国家文祖神宗”^[3]圣祖身份的认定，使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臻于极尊，然其作为“李唐皇室之祖”的地位却有所下降。玄宗在尊老子为圣祖的同时，将其始祖追溯为“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追尊其为“德明皇帝”^[4]，并立庙祭祀。至此，李唐关于祖先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老子“李唐皇室之祖”身份的确立主要在高祖、太宗时期。

老子何时在李唐政治中发挥作用，对探讨老子因何而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据现有材料分析，老子在李唐政治话语中出现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历代崇道记》“武德元年（618）”，一是《唐会要》“武德三年（620）”。二书所述老子显迹的事件相同，详略各异。《历代崇道记》为唐道士杜光庭所撰，其“武德元年”之说为宋道士谢守濒所撰《混元圣纪》采用。二书均为道教人士所作，其关于唐初老子显迹的内容，多为神化老子而为，不可直接取用。《唐会要》取材于唐代的实录文案，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武德年间的典故，为唐德宗时的苏冕据实录文案所撰，最为可信。因此，“武德三年”应为老子降迹的确切时间^[5]。另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关于老君与李唐关系的记载。书载：此事发生在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与突厥结盟，得到突厥始毕可汗的兵马资助。上文记载了突厥始毕可汗派特勤康鞘利献马，康鞘利住在兴国玄坛^[6]并拜见老君的事情。温大雅是李渊起兵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其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可信度较高，但此事却不记于两《唐书》等后世史料中，《旧唐书》记载刘文静与康鞘利会于绛郡^[7]，未提及康鞘利到太原拜见李渊之事，《新唐书》则未提。考察此事件始末，主要是借助突厥使者参拜老君事件，印证李渊起兵是天命所归，强化李渊夺取隋政权的合理性和神圣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天命论证政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是新生政权代替旧政权的重要理论依据。温大雅所记载的这一事件，不外如是，因而这一事件是否真实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据宋大川的考证，《大唐创业起居注》“撰成于武德三年（620）至武德八年（625）年底之间”^[8]，据此，该书应该是温大雅据之前的资料进行整理而成，带有写作时的历史情境与语境，并非全部真实。突厥使者拜见老君的事情，可以说是温大雅利用天命、老君，既论证了李渊起兵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又模糊了李渊向突厥称臣的事实，汪篯先生就认为温大雅在论及此事时“隐约其词”^[9]。文中的温彦将，名大有，字彦将，是温大雅的弟弟。《旧唐书》载：“隋仁寿中，尚书右丞李纲表荐之，授羽骑尉。寻丁忧去，职归乡里。义旗初举，高祖引为太原令。”^[10]起初，温大有并非李唐内部机要人员。高祖举兵，温大有被委任太原令，从而进入李唐政治集团。由此，突厥拜见老君事件、道士对温大有的说辞，被温大雅限定在温氏家族内部，其真实性就难以考证。而其对李唐与老君关系的隐晦之语，恰恰印证了自老君武德三年降迹之后，李渊与老子那种“敬而不宣”的尴尬关系。

突厥柱国康鞘利等并马而至，舍之于城东兴国玄坛。鞘利见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贾昴见而谓同郡温彦将曰：“突厥来诣唐公，而先谒老君，可谓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辈宁知礼乎？”^[11]

武德三年（620）五月，晋州人吉善行在羊角山遇到一位乘白马的老人，老人对其说：“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12]此次事件的发生，应是以李渊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策划，由他人提出，故弄玄虚，以期突破当时的政治困局。李渊未公开宣称老子为“李唐皇室之祖”，而是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以昭示李唐的正统，使得这一政治活动充满神圣性。李渊在羊角山修建老子庙、改楼观为宗圣观、亲谒楼观老子祠等，以示对老子的尊敬。但其对老子“李唐皇室之祖”的身份，则采取了“敬而不宣”的处理方式。(www.daowen.com)

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太宗在《令道士在僧前诏》中称“朕之本系，出于柱史”^[13]，明确昭示了老子是“李唐皇室之祖”的身份。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帝王的诏令往往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是政务活动的政治导向。太宗这一“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14]的政治活动，使老子“李唐皇室之祖”的身份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太宗这一诏令的颁布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目的。太宗以尊祖的名义提高道士的政治地位，支持道家、道教文化的发展，希望构建一个以“道”统天下文化的文化理论体系，以期达到“以夏统夷”“夷夏一家”的政治目的。这一政治和文化导向，为后世帝王继承，对唐朝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年秋七月，太宗下诏“修老君庙于亳州，宣尼庙于兖州，各给二十户享祀焉”^[15]。老子“李唐皇室之祖”身份的确立，意味着太宗“以儒治国、以道统文”的政治文化政策的确立。

从高祖时的“降迹之祖”到太宗时的“本系之祖”，老子作为“李唐皇室之祖”的地位正式确立。由于二帝处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局势，老子“李唐皇室之祖”身份在二帝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本文仅论老子在李渊时代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