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王宇文贤死后，杨坚表面与五王相安无事，甚至加五王殊礼以安其心，双方暗中较量却十分激烈，最终五王落败，先后为杨坚所诛^[32]。五王被诛的理由均为谋（怨）执政，在五王与杨坚斗争的背景下，这既是借口，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杨坚诛五王需要的并非借口，而是适当的时机。

五王实力不一决定了其对杨坚的威胁程度不同。从五王各自的政治活动来看，他们均在中央、地方担任过要职，政治、军事经验十分丰富，但是由于五王年岁有差，步入政坛的时间有先后，所任官职各异，参与的军事活动也不尽相同，导致其政治影响大小不一，对杨坚的威胁程度自然有差别，其中对杨坚最具威胁的是赵王宇文招。宇文招年岁最长，资望最重，早在保定二年（562）已任益州总管，后历大司空、大司马、雍州牧等要职，两次参与伐齐，建德六年（577）任行军总管，随齐王宇文宪讨稽胡，宣帝即位后任太师，位列三公之首。陈王宇文纯与越王宇文盛对杨坚的威胁仅次于宇文招，二人任职经历也颇为相似，均曾在地方担任重要州府长官，在中央亦担任三公六卿等职。武帝时期宇文纯历任岐州刺史、秦州总管、陕州总管、雍州牧等职，宇文盛在平齐后任相州总管。宣帝即位之初，宇文纯任太傅，宇文盛在武帝亲政后就出任过大冢宰，宣帝即位后又任大前疑、太保。武帝时期，二人均以军事统帅身份两次参与伐齐战役。陈越二王政治、军事经验丰富，有较强的作战能力。代王宇文达与滕王宇文逌则稍逊一筹，宇文达在武帝时任右宫伯、左宗卫，掌管宫廷禁卫，武帝亲政后任荆州刺史、益州总管等职，宣帝时拜大右弼。宇文逌在武帝亲政后任河阳总管，协助宣帝西征吐谷浑，与宇文招一同跟随宇文宪讨平稽胡，二人履历显然不及三位兄长^[33]。由此可知，五王对杨坚的威胁程度由大到小依次分为三个等级：宇文招、宇文纯与宇文盛、宇文达与宇文逌。

赵王宇文招资深望重，自然成为杨坚最忌惮的人物。宇文招入京后，曾与时在长安的梁州刺史李璋密谋铲除杨坚，此事很快被李璋侄儿李安告知杨坚^[34]。杨坚当时按兵未动，铲除毕王宇文贤后，旋即将矛头对准宇文招。双方最激烈的交锋当属赵王于宴会图谋杨坚一事，此事原委在诸史中详略不一，细节多有出入。对此事记述最详细的是《隋书·元胄传》^[35]，其描写堪称是对鸿门宴故事的搬演、摹写，学人已指出其伪^[36]。比对诸史，此事疑点甚多，相关记载的最大分歧在于此次宴会究竟是宇文招邀请杨坚，还是杨坚主动造访。《周书·赵僭王招传》与《北史·周室诸王》均载：“隋文帝将迁周鼎，招密欲图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37]这与《隋书·元胄传》一致，《北史·元胄传》甚至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杨坚事前并不知五王密谋的细节：“周赵王招谋害帝，帝不之知，乃将酒肴诣其宅。”^[38]这些记载中，宇文招欲设宴谋害杨坚，主动邀其赴宴，杨坚事先甚至对宇文招的密谋一无所知。《资治通鉴》记载略有不同，杨坚虽受宇文招之邀赴宴，却是有备而来，“坚赍酒殽就之”^[39]这一细节反而与《北史·元胄传》相吻合。《隋书·高祖纪上》则明确记载杨坚事先已知宇文招之谋，甚而主动置酒肴亲赴赵王府，“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40]。牛敬飞认为《隋书》所载与史实不符，是为了掩盖杨坚杀五王的政治动机，为杨坚代周的合法性张本^[41]。不可否认《隋书》的书写受到当时政治影响，令此事面目漫漶不清，但其与其他史书记述相抵牾之处，反而可窥得一二真相。五王自入京后就处于杨坚的监视之下，此前宇文招与李璋的密谋已被杨坚知悉，因此“帝不知之”的说辞很难成立，而且当时杨坚忙于应对三方之乱，岂有闲暇饮酒作乐，是以《隋书·高祖纪上》的记载应当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种种迹象表明，杨坚除五王需要的不是借口，而是时机。杨坚除掉毕王宇文贤的借口与除掉赵、越二王的借口相同，均是“谋执政”。不同的是，直接导致宇文贤被诛的原因是杨雄的告发，而宇文招、宇文盛被诛前虽有李安向杨坚告密，但真正的导火索却是赵王的“鸿门宴”，这次交锋显然成为五王命运的转折点。(www.daowen.com)

杨坚并未仅凭他人告发即定五王之罪，而是不顾安危，主动拜访宇文招，这一举动并不像是为了寻找罪名，反而像是为了确定铲除五王的适当时机而去打探虚实，其意正如《隋书·高祖纪上》所言“欲观所为”^[42]。而且杨坚即使知道宇文贤与五王勾结，也没有借机除掉五王，甚至在宣帝葬礼之后还加五王殊礼，以安其心。这些均说明杨坚认为当时并非除掉五王的最佳时机，或是他尚未看清五王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况且当天赴赵王之宴的是滕王宇文逌，事后被诛的却是未参加宴会的越王宇文盛^[43]，这更加说明杨坚除五王是计划内的事，铲除宗室诸王的先后次序、主要依据无关事实真相，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诸王威胁程度的大小，诛杀五王的理由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诛杀的时机。

杨坚选择此时对五王开刀尚有其他考虑。大象二年（580）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七月，荥州刺史、邵国公宇文胄，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先后举兵相应^[44]，“三方之乱”愈演愈烈。杨坚处于内外交困之境地，此时亟待解决的正是地方叛乱，而朝中六王伺机而动，图谋执政。尉迟迥举兵在杨坚诛宇文贤之前，宇文贤是长安唯一掌握兵权的宗室，如果与尉迟迥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杨坚诛杀宇文贤，有攘外必先安内之意，选择此时处理五王问题，则是这一政策的延续。五王已失去兵权，又受到杨坚监视，唯一可与杨坚抗衡的资本就是宗室身份所具备的号召力。三方之乱中，尉迟迥在相州奉赵王宇文招少子以号令，就是借其宗室身份强化起事的正当性。而尉迟迥既是皇室亲族^[45]，又是宣帝岳父，却仍选择拥护在地方毫无实力的宗室，这证明宗室身份在当时远比亲族、外戚等身份更具号召力。然而五王已没有与杨坚正面交锋的资本，只能暗中行刺，“周氏诸王素惮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图为不利；赖圆通保护，获免者数矣”^[46]，可见诸王虽无大动作，却仍给杨坚带来一些麻烦。杨坚以“谋执政”的罪名诛杀对其威胁最大的赵、越二王，未尝不是对宇文氏拥护者的一大打击，同时也是瓦解北周政权的重要一环。

赵、越二王被诛后，六王中最棘手的三人已被杨坚尽除，宗室元气大伤，杨坚得以专心应对三方之乱。三方总管在杨坚的有力打击下节节败退，杨坚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三方之乱。就在尉迟迥、司马消难之乱被平之际，杨坚在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自己权势的措施。九月，丞相去左右之号，杨坚任大丞相。十月加大冢宰，五府总于天官。其间杨坚又诛陈王宇文纯，《周书·静帝纪》载：“陈王纯以怨执政，被诛。”^[47]其本传则称：“时隋文帝专政，翦落宗枝，遂害纯。”^[48]牛敬飞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分析“两篇对待杨坚杀五王事，态度截然相反，必非出自一人之手”，他认为《周书》作者令狐德棻祖父令狐整得赐姓宇文，“这一特殊家世给令狐德棻为周室诸王作传提供便利，且更能保证《周书》诸王传之真实性”^[49]。从《周书》陈王纯本传来看，陈王纯之死是杨坚翦落周室宗枝计划的一环。在三方之乱局势渐趋明朗之时，铲除宗王中威胁最大者，亦是加强自己权势的重要一步。三方之乱平定后，杨坚很快进爵为王，距称帝仅一步之遥，不久又诛代、滕二王。至此宗室六王被诛杀殆尽，身为皇权代表的宗室再也无力与杨坚抗衡，皇权亦从此一蹶不振，北周政权名存实亡，此时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杨坚代周建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