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六王中，最先被杨坚诛杀的是毕王宇文贤。大象二年（580）六月，宇文贤被杨坚以“谋执政”的罪名诛杀^[15]。牛敬飞认为毕王谋杀杨坚为独立一事，与五王关系不大，且五王入京后已在杨坚监视之下，宇文贤与之勾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隋书·高祖纪》将毕王谋杀杨坚与杨坚加五王殊礼二事缀合，是强化杨隋代周合法性的历史书写^[16]。这一推论非常有见地，但宇文贤与五王勾结一事尚不可轻易否定。杨坚固然对六王有所监视，但并不能限制他们的一切行动。《隋书·李安传》载：“（李）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时在京师，与周赵王谋害高祖。”^[17]可见五王即使失去军权，受到监视，却依然暗中与他人联合对付杨坚。宇文贤时任雍州牧兼太师，权位非一州刺史可比，甚至是长安唯一掌握兵权的宗室。雍州为皇畿，宣帝驾崩前后，身为雍州牧的宇文贤一直在长安，更熟悉长安及朝廷情况，也更方便与五王联合。而且宇文贤与五王同为宗室，利益一致，反对杨坚的立场无疑比普通官员更加坚定。相较于北周其他官员，宇文贤与五王合谋的可能性很大。

只是杨坚诛宇文贤并“寝赵王等之罪”与杨坚“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二事恐怕联系不大。据《宇文贤墓志》载，宇文贤于六月辛未（十七）被诛^[18]，《周书·静帝纪》将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事系于七月庚子（十七），其间相距一月，且二者间隔数事，因此二者的因果关系很难成立。事实上，与后者联系更紧密的是宣帝下葬时杨坚对六王的监视，“周宣帝葬，备诸王有变，令（杨）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19]。宣帝于大象二年（580）七月丙申（十三）葬于定陵^[20]，与杨坚实行安抚五王之举仅相差四天，杨坚“用安其心”之意恐怕在此。他担心五王会借宣帝下葬之机发难，遂令杨雄领六千骑压阵。宣帝葬礼虽安然度过，但杨坚用意如此明显，难保五王不会在宣帝葬礼之后有所动作，杨坚对他们加以殊礼正是为了安抚、麻痹五王。

宇文贤“谋执政”一事的泄漏与杨坚对六王的监视有关，告发宇文贤的正是杨坚族子杨雄，“雍州牧毕王贤谋作难，（杨）雄时为别驾，知其谋，以告高祖”^[21]。宇文贤被诛后，杨雄因告发有功升任柱国，并接替宇文贤出任雍州牧。相州总管尉迟迥已于大象二年（580）六月举兵，宇文贤是当时长安唯一手握兵权的宗室，如果二人里应外合，势必酿成更大的动乱。宇文贤从大象元年（579）七月开始担任雍州牧，同年八月又兼任太师，一直在长安，对宣帝驾崩、杨坚辅政等一系列事情比五王更早知道，可能很早便萌发“谋执政”的想法，甚至在五王入朝后，成为六王“谋执政”的主导者也不无可能。杨坚为了防止宇文贤密谋滋甚，最早对其下手亦在情理之中。宇文贤兼任的太师一职虽然并无实权，但位列三公之首，再配合其宗室及雍州牧的双重身份，想必也给杨坚造成了一定压力。因此宇文贤成为杨坚的首要清算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从新出《宇文贤墓志》来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墓志记载宇文贤死后葬于“洪渡乡洪坡里”的宗室墓地，这可能暗含了杨坚对皇权暂时妥协的意味。北周上层贵族、官僚甚至帝王则多葬于咸阳北原，当时名为“石安原”或“洪渎原”，根据出土墓葬可以推测在今陕西省咸阳市底张镇一带^[22]。从目前所见的北周皇帝、宗室等人的墓葬与墓志来看，葬于此地的有北周武帝及其皇后阿史那氏、齐王宇文宪、谯王宇文俭及其夫人步陆孤氏、生母权氏、冀国公宇文通及其生母乌六浑氏、赵王宇文招夫人纥豆陵氏^[23]。亦有个别宗室葬于他处，如宇文翼、宇文广葬于秦州，二人均为北周太祖宇文泰之侄宇文导之子，宇文导亦葬于秦州。父子两代俱葬于此，可能因为北周朝廷希望他们能够世代镇守陇右^[24]。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宗室一般会葬在洪渎原的家族墓地。不过同为六王，宇文逌却葬于“京兆万年县”，联系其与宇文贤墓志中的其他信息，或可略解其中原委。为便于讨论，兹誊录二人墓志如下^[25]：(www.daowen.com)

二王墓志中的爵位均为“国公”，而非各自本传记载的“王”，《隋书》将周氏诸王尽降为公一事系于开皇元年（581）二月^[26]，而二王均于大象二年（580）去世，可见杨坚在即位之前，已着手对诸王降爵。虽然毕、滕二王墓志中均未言明其死因，特别是滕王宇文逌被讳饰为因病去世，但二王被降爵为公意味着其谋逆之罪在当时已成盖棺定论，否则没有降爵的道理，宇文贤墓志中的谥号与其本传一致为恶谥“剌”亦是明证。而宇文逌墓志中的谥号却为美谥“间”，非其本传所载的恶谥“闻”，《隋书·经籍志》中有“后周《滕简王集》八卷”^[27]，此处“简”可能为“间”之别字。与之相类，赵王宇文招亦有两谥，一为其本传之恶谥“僭”，一为《新唐书·经籍志》所载美谥“平”^[28]。牛敬飞认为在宇文逌死后，北周礼官或念及滕王为皇叔祖，便谥以“间”（“简”），恶谥是杨坚在代周之后所予^[29]。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宇文贤墓志中为恶谥，而且是否予以美谥不是仅礼官就可决定，因此这种推测难以成立。赵、滕二王之所以享有美谥，很可能是杨坚迫于北周中央文官压力的权宜之举，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对皇权的妥协。赵、滕二王均为好经史、善属文之人，与庾信等文官关系密切，宇文逌曾为《庾信集》作序，《庾信集》亦收录了很多庾信与二王的唱和诗文^[30]，二王的文集很可能是其去世后，由文官组织结集而成。

大象二年（580）七月，“赵王招、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同年十二月，“代王达、滕王逌并以谋执政被诛”^[31]。赵、越二王去世时，杨坚尚未禅代，特别是宇文招被诛时正是“三方之乱”扰动剧烈之际，杨坚需要稳定中央以放手解决地方动乱，铲除赵、越二王可以震慑中央宗室，一定程度上防止其与尉迟迥等地方叛乱者里应外合，而予赵王以美谥则可安抚中央文官。代、滕二王被诛于杨坚禅代前夜，是为了在中央扫清改朝换代的阻力，此时赐予宇文逌美谥亦在于安抚文官，其目的仍是减小禅代阻碍。不过宇文逌未能像大多数北周宗室一样葬于洪渎原，而是草草窆于京兆万年县，这说明杨坚予其美谥只是为了安抚文官的权宜之策，因而以改变葬地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禅代成功后，杨坚又以恶谥加之，完全坐实五王谋逆之罪。而杨坚虽予宇文贤以恶谥，却将其葬于宗室墓地，表示其对皇权的妥协，毕竟当时五王尚在，杨坚固然要以打击宗室的方式削弱皇权，但又不可操之过急，某些时候也需要在形式上对皇权做出一定的让步。无论如何，中央宗室中唯一手握军权的毕王宇文贤被诛，使宗室遭受重创，北周皇权被严重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