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皇权在武帝、宣帝时期得以复振，宣帝即位后，专权日甚，一批位高望重的宗室很快被清除出中央。宣政元年（578）六月，宣帝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宇文宪及其五子，大象元年（579）五月，宣帝为五位宗王宇文招、宇文纯、宇文盛、宇文达、宇文逌分封食邑，令其之国。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却也失去了宗室这一拱卫皇权的屏障。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驾崩，杨坚在宣帝亲信刘昉、郑译及杨皇后等人的协助下，成功入朝总政。但杨坚身为宣帝岳父，此前在政坛上表现平平，无可称道的军功、政绩^[3]，并非辅政的最佳人选，其辅政的合法性首先受到宗室的挑战。宗室的皇族身份相比于杨坚更具优势，而且其中不乏赵王宇文招这样资望并重者，这显然是杨坚辅政的最大威胁。在静帝年幼、缺乏执政能力的情况下，北周宗室特别是宗室六王顺理成章地成为皇权的代表，站在了杨坚所代表的相权的对立面。杨坚若要坐稳辅政之位，必须先扫清这一政治障碍。

宗室以六王为代表，即宇文泰五子：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及明帝长子毕王宇文贤。相关史籍对六王与杨坚交锋的一系列记载抵牾颇多，首先是关于诏五王入朝之命由谁所下的问题。《周书·宣帝纪》载：“（大象二年五月）丁未，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北史·周本纪下》记载相同^[4]，《周书·赵僭王招传》载：“（大象）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以上记载均表明五王由宣帝征召入朝。而《隋书》则载五王入朝是杨坚所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北史·隋本纪上》记载一致，《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一说法^[5]。

宣帝染疾后病情迅速恶化，很可能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考虑到静帝幼冲，诏征五王入朝嘱托后事是合乎情理的。照此，诏令应以最快的速度下达，但从五王最终入京的时间来看，似乎并非如此，这一诏令很可能未及时传达给五王。《周书·静帝纪》载：“（大象二年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来朝。”将之系于六月戊午（初四）之后，庚申（初六）之前。《隋书·高祖纪上》载：“（大象二年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至于长安。”^[6]《北史》《资治通鉴》的记载与之大同小异。从以上史料中的“来朝”“并至”等字眼，无法判断五王到达之早晚，五王的排名显然是以长幼为序，同样不能反映其到达之先后。但是，五王的封地并非集中于一处，有的甚至相距较远，对于同时下达的诏令，五王的接收时间是有先后的，同时到达长安的可能性极低。大象元年（579），宣帝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令五王之国^[7]。五王封地中距长安最近的是越、滕二国，最远的是陈国。从五王封国与长安之间的距离来看，最早接到征召之命并到达长安的应是越王宇文盛与滕王宇文逌。越国在丰州，唐代称为均州，《元和郡县图志》载均州“西北至上都（长安）九百里”^[8]。早在两汉时期，邮递的正常速度就可达到每日五百余里，若日夜兼程，甚至可以千里计^[9]。具体到北周，就连宣帝的出游速度也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大象元年（579）宣帝行幸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10]。宣帝此次出行亲驾驿马，声势浩大，其间还要调整队伍，难免影响行进速度，饶是如此，仍可日行三百里，因此北周邮驿的正常传递必不会低于这个速度。况且这样紧急的诏令在传达时，很有可能需要昼夜兼行。如果征召五王之令为宣帝原意，并在五月丁未（二十三）发出，即使以每日三百里的速度计算，据京城最近的越王宇文盛到达长安的时间也必定在五月，不可能拖至六月。最远的陈国所在的齐州距长安两千一百多里^[11]，到达时间亦不会迟于六月戊午（初四）。五王入京时间如此之晚，显然有悖常理，说明宣帝诏令并未在五月丁未（二十三）发出，最有可能阻碍诏令下达者非刘昉、郑译，而是杨坚。(www.daowen.com)

刘昉、郑译之得宠，全凭自身与宣帝的个人关系，如果改朝换代特别是五王辅政则权势难保。出于维系自身权势的考虑，他们在宣帝驾崩后矫诏令杨坚辅政，并欲以杨坚为傀儡，自己把持朝政。二人试图授杨坚名重权轻的大冢宰之职，而郑译自任大司马，掌管兵权，刘昉任小冢宰，以此架空杨坚^[12]。因此刘昉、郑译在宣帝病重时很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推迟诏令下达，甚至可能直到矫诏令杨坚辅政后，征诏五王的诏令才得以下达，而诏令此时是否仍保持宣帝原意也很值得怀疑。《隋书·高祖纪上》载杨坚借口千金公主出嫁突厥而征五王入京，同书《崔彭传》则称陈王宇文纯被崔彭以有罪之由执而锁之，押解至京^[13]。这些记载令五王入京之事的真相模糊不清，虽然从常理揣度，难以尽信，但均从侧面反映了五王入京的诏令很可能已改头换面。宣帝暴崩后，受诏回朝的不止五王，亦有地方大员。杨坚以会葬之由诏相州总管尉迟迥入京，但尉迟迥得知杨坚当权后，便拒绝回京，转而在地方起兵^[14]。如若五王接到的诏令原意未变，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如尉迟迥一般，在地方举兵，这对于根基未稳的杨坚而言，显然是极大的威胁。因此，五王接到的诏令未提及宣帝驾崩，甚而面目全非是很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宣帝在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之际下令征五王入朝，但由于某些原因，很可能即刘昉、郑译的阻挠，诏令尚未发出宣帝就已驾崩，刘昉等人立刻矫诏推举杨坚辅政。杨坚担心诸王在藩生变，亦召五王入朝，却未告知宣帝驾崩实情，而是以千金公主出嫁等理由将五王诓骗到京城。但五王入京后，宣帝已驾崩十余日，杨坚辅政之位日趋稳固，五王不但丧失了军权，还处在了严密的监视之下。凡此种种，均是杨坚为日后诛杀六王所做的准备，从宣帝诏令被推迟、篡改的那一刻开始，宗室与杨坚的斗争就此拉开序幕，皇权亦由此旁落，陷入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