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叶和确为于阗王族，其“将军”这一武散官名号应是贞观六年或九年之间某次赴唐廷宿卫时被授予的，但叶和的具体身份仍无法准确判断。如此，叶和墓表在阿克苏河下游的出现，很可能并非因人为将其由于阗都城陵寝迁移至此，其实则与唐廷在西域的战略设想不无关系。

首先，唐廷在攻破东突厥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经略西域的通道，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唐廷在尚未攻破伊吾之前，高昌、西突厥等西域诸国对唐廷朝贡的友好行为是建立在丝路过境贸易、诸方势力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的。唐廷的西进势必给高昌及其宗主国西突厥造成相当大的贸易损失和军事威胁。唐廷在东天山的初始经略并不理想，在重新审视时局后，李唐欲沿袭东汉塔里木南线包围策略，达到控制塔里木两道的目的。

其次，由于高昌国阻断中道贸易，引起焉耆国的不满。贞观六年，焉耆国遣使朝贡，请求唐廷重开大碛道。从其后高昌出兵焉耆的史实来看，唐廷的确有对大碛道维护和通畅的行动。大碛道的开通对于唐廷西域战略的推进意义重大，经由此道，唐朝势力即可直接进入南北两道，实现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统辖。

最后，贞观九年，唐廷出兵吐谷浑，很可能与其阻扰大碛路、扣押唐朝使节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相比东西突厥而言，尚不构成西北边患。唐廷对其的征伐，竟遣六道大军，历时半年之久。唐朝军队除打击吐谷浑本土外，还追击其各股逃亡力量。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军事力量应该涉足大碛路的南段、于阗国境。从所载史实来看，唐军由大碛路推进北道的策略并未实现，原因如前所述，焉耆、龟兹等北道诸国与新立的李唐之间仅存有共同的丝路贸易利益。而于阗则与北道诸国不同，一是双方有着良好的历史交往传统，二是于阗国尉迟王系对中央政权儒家文化和政治存在认同感和向心力。《于阗国授记》载：

（于阗）语言文字及宗教与印度相似，而其俗人之礼与汉人甚近。^[30]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传播与回流在于阗和中原文化交往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又载“印度与汉土，联至一处，即为Li—yul”，意即“古藏人把于阗看作是源发于印度之佛教文字和来自汉王朝之俗人之礼义人种混合在一起之国家，故呼之Liyul，即Li国”^[31]。《通典》又载：

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32](www.daowen.com)

在人类种族多样的西域，体貌特征的相似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族群认同意识。同时，于阗时已兼并南道绿洲诸邦，对西突厥的奴役不满已久，加之吐谷浑败退西逃进攻于阗绿洲的潜在威胁，战略利益的交集促成了唐廷在于阗的早期谋略。如此，李唐及其亲附国于阗与西突厥及其北道役属国形成两股对抗势力，结合塔里木南北缘之间的交通可知，对抗地理前沿一是在大碛路向北至孔雀河尾闾、罗布泊北岸营盘遗址一带，一是位于和田河与阿克苏河交汇处的今阿拉尔市附近，此地距离龟兹南境防御重地据史德城较近。由此可知，贞观九年至十年（635—636）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唐军及于阗王系军队在边防交界处与西突厥及其亲附势力发生的遭遇战，而叶和不幸战殁，遂有贞观十年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碑于1300年后被发现于阿克苏河下游一事。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听闻玄奘即将东返中土，特发敕曰：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

从媲摩城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泥壤城。又从此东入流沙，又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沫地。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展转达于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阗使人及驼马还。^[33]

由上而知，至少至贞观十八年（644），唐廷对西域南道的直接行政管辖已自敦煌延伸至沮沫境。同时在以西的于阗国设置有“道使”，联系敕文是朝廷对地方的下行公文，于阗道使及时履行了敕文所述职责，此即反映唐廷对于阗国存在有效的行政管辖。唐廷至此基本控制了西域南道和大碛道，并借此实现对北道控制的突破。但此种态势并未得到长期保持。贞观二十年（646），西突厥乙毗射匮遣使请婚，唐太宗要求其割让于阗等五国作为聘礼。如此分析，李唐预先计划的由西域南道、大碛道以及东天山一带，呈半包围圈状的西进策略，因西突厥政局的动荡、吐蕃势力的崛起而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