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被选择作为天枢的装饰之一，还与武则天君临天下、华夷共主的“天可汗”情怀与精神有关。这种怀近抚远、协和万邦的精神，从后来所造的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六十一蕃臣，经过叶奕苞、岑仲勉、马驰、樊英峰等人的研究，已考证出三十六人^[70]。梁子、文军推测，这些人应该是来自突厥、龟兹、疏勒、昭武九姓胡诸国、波斯、吐谷浑、于阗、吐火罗、党项、薛延陀、吐蕃、罽宾、林邑、泥婆罗、摩腊、多蔑等国，已知姓名的三十六蕃王全部与西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唐朝统一或收复西域起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71]。薛宗正认为这种情况与永徽、显庆年间的七年西域战争有关，经此战役，唐军彻底消灭了西突厥汗国，此后中亚各国纷纷向唐表示臣服，并遣使者通好。唐朝也顺利在西域、中亚设置了各级羁縻府州，对该区域进行统治^[72]。而拜根兴、张斌等人则认为在这六十一蕃臣像中，也有来自新罗的石人像。拜根兴考证出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东南角挎弓石像为新罗使者^[73]，张斌在《刍议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的新罗人》进一步断定该石像为新罗文武王金法敏^[74]。其论证有力，令人信服。由此看来，在乾陵立像的六十一蕃臣既有来自西域等地者，也有来自新罗者，除了考证出姓名官职的三十六人及新罗使者一人，还有二十四人未被解读。若说剩余的这二十四人有来自日本、百济、高句丽等唐帝国边境其他地区，也非毫无可能。

有关乾陵六十一蕃臣的制作时间，虽然目前有不少学者倾向于是唐中宗李显在武则天死后加上去的^[75]，但是学界尚有其他争论，同时，学者也注意到，早在昭陵建造过程中，就已经在北司马门内设计排列了十四尊蕃君长像，学者们普遍认同乾陵立蕃臣像是模仿了昭陵蕃君长像的做法^[76]。而且，昭陵所立十四尊蕃君长像的构思与命令，直接来自唐高宗。《唐会要》载：“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77]琢石刻像的目的是彰显唐太宗作为天可汗的赫赫武功。这一目的，高宗明白，武则天自然也不陌生。更何况武则天在位期间，诸蕃使者频繁来朝。既然如此，即便六十一蕃臣像是唐中宗时期才雕刻而成的，也不能够排除在乾陵设计伊始，武则天及其朝臣已经考虑竖立蕃臣石人像的可能。自然，立蕃臣像于乾陵，其目的既是为了体现乾陵浩大磅礴的气势，更是为了弘扬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军事、外交、文化方面的历史伟绩及万国来朝的盛况。蕃臣立像乾陵，“天可汗”协和万邦的抱负已经展露无遗。

武则天建造天枢的目的，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虽然载为“铭纪功德，黜唐颂周”“立颂以纪上之功业”“纪太后功德，以黜唐兴周”，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饶宗颐先生提出“及天枢之立，集万国蕃长落成之，则又天可汗精神之表现”^[78]，这是非常中肯的见解。天枢这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建筑，有着纪念碑的性质，表达的是武则天内心武周王朝丝毫不逊于李唐王朝的希冀与自信，即便是在统制四夷的政绩方面，她与她所创建的大周也不甘屈居李唐之下。

天枢之立，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展现武则天统制四夷、协和万邦的政治成果。而这种展现，有一个参照对象，那就是太宗时期治理周边蕃人政权的政绩。“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79]，而武则天即位之后，则有“四夷酋长”“蕃夷诸酋及耆老”纷纷“请作天枢”以纪武则天之功业，颂武周之功德。“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80]。册立他者的可汗、酋长等领袖，表明册立者对被册立者有着形式与名义上的统治权。对比唐太宗与武则天所册立的酋长、可汗，也是武则天更胜一筹。太宗所册立的四夷可汗、君王、酋长，不过是突厥、突骑施、吐谷浑、新罗、高丽、薛延陀、契丹^[81]，这些部落民族基本上都与唐帝国相邻，属周边政权。而武则天不但册立了突厥、吐谷浑、突骑施、新罗等周边民族、国家的可汗、君长，还扩及东女国、于阗、康国，《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载：

是月（则天垂拱二年九月），东女国王敛臂遣大臣汤剑左来朝，仍请官号。乃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仍以瑞锦制服以赐之。^[82]

天授二年腊月^[83]，以于阗王尉伏阇雄卒，册立真（其）子璥为于阗王。^[84]

是月（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封康国王、大首领、左玉钤卫将军笃婆钵提为康国王。圣历元年七月，册立泥沮师师为康国王。^[85](www.daowen.com)

其中，康国为昭武九姓胡诸国之一，主要以撒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除康国之外，昭武九姓胡还有安、曹、何、米、史、石等国^[86]，表明武则天至少在名义上确立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

除康国之外，在四夷酋长之中，更有来自波斯王族被波斯甚至当地民众视为瓦赫兰的阿罗憾，担任了请铸天枢事件的发起者与领导人。铸造天枢的大量资金，也主要来自四方蕃客胡商的捐助，“诸胡聚钱百万亿”^[87]。荣新江先生指出，“诸胡”之中也有商胡，这实际上表明了四夷蕃人对于武则天及武周政权的大力支持态度。因为在唐前期华夷分别之论与佛道论衡一直相互关联，武则天借助佛教为她的即位制造舆论，并于天授二年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88]，这让作为“外来户”的四夷蕃人很受鼓舞，所以胡人与武周政权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89]。天枢作成之后，“悉镂群臣、蕃酋名氏其上”^[90]，“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91]的做法，表明天枢是大周朝臣及百姓与四夷酋长蕃客共同打造而成的，实质上体现了武则天的“天可汗”之理想。

就统制四夷的成就而言，较之李唐太宗时期，至少从表面来看，武周时期更为辉煌。既然如此，代表武周王朝形象的天枢，其上装饰元素的选择，就必须服务并体现这个意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武则天一方面选择了来自异域的百兽之王—狮子，另一方面又选择了本土文化中的传统神兽麒麟，狮子、麒麟并存，表达的正是涵括中外的意识及武则天华夷共主的理想。

除了狮子、麒麟之外，可供选择的本土灵兽有虎、凤、龟等。凤，或称朱雀，具有强烈的女性特征。尽管由于简狄吞玄鸟卵而生下了商的始祖契，商人因此自认为是凤的后代，从而将凤的地位置于龙之上，但在其他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里，凤基本都屈居龙之下。龟，或称玄武，虽是水神的象征，也有长寿之意，可寓意武周政权传承久长，但缺少雄踞天下、傲视一切的王者气势。既有王者气势，又无明显性别之分的中国本土灵兽，是丛林之王—虎。然而，一者狮子与麒麟相配具有前文所述的固定意涵，二者李唐重虎，其祖名即李虎，武则天不用，大概也是有意与李唐分别。而且，与万兽之王的狮子相较，虎还有两大根本无法弥补的弱点：

第一，虎惧怕狮子。《洛阳伽蓝记》卷三载：“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92]盲熊一闻狮子之气味，便惊恐而逃，这一书写，意在体现狮子之威。中国本土向来有百兽之王之称的老虎，虽然之前从未与狮子有过地缘争夺，但一见狮子，就为其气势所威慑，害怕得低头顺眉不敢仰视。狮虎之斗的结果，不但娱乐了北魏孝庄帝及其臣子，也为世人所探知。唐人不断有诗词描写狮子独一无二的威猛、傲视一切生灵的霸气。《全唐文》卷一三八载虞世南所作《狮子赋》云：“其为状也，则筋骨纠缠，殊姿异质，阔臆修尾，尽毫柔毳，钩爪锯牙，藏锋蓄锐，弥耳宛足。伺间借势暨手，奋鬣舐唇。倏来忽往，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93]张九龄《曲江集》卷一七《狮子赞序》亦云：“顷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极，献其方物，而狮子在焉。其天骨雄诡，材力杰异，得金精之刚，为毛群之特。仡立不动，已九牛相去；眈视且瞋，则百兽皆伏。所以肉视犀象，孩舞熊罴。其余琐细，不置牙齿。”^[94]狮子，相对于虎的绝对威慑力，甚至将虎豹视作食物，其实早在唐代以前就已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尔雅·释兽》载：“狻猊，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云：“狻猊，即师子也，出西域。”狮虎之间的这种鲜明差别及李唐名虎，虎伏于狮，恐怕也是铸造天枢时舍弃虎而选择狮子的原因。

第二，虎不具备狮子独有的丰富内涵。虎虽是中国等地动物世界里的王者，是中国文化语境里的王者，但虎在世界其他区域未能取得同样的地位，它作为王者的象征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局限。而狮子，不但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和为世人认可的世界性象征意义，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兽王，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在武周时期，已是如此。狮子作为王权的象征，具有威猛、力量、权威等寓意，被运用于贵族和王族的标志之中，不仅仅局限在波斯地区，还广泛表现在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亚等地的政治文化中。此外，陈怀宇指出，在叙利亚、英格兰、捷克、芬兰、荷兰、摩洛哥、挪威、苏格兰、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等地，狮子也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95]。所以只有狮子，才能与武则天统制四夷、成为华夷共主的政治理想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