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认为天枢上狮子、麒麟的造型可能是道教徒的建议^[41]，因为他发现杜光庭在《历代崇道记》中记载了道教徒利用狮子、麒麟为武则天政权造势，其文略云：

文明元年（684），天后欲王诸武。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42]

简单地比对文献，说这是天枢上出现狮子的原因，似乎是说得过去的。麒麟为本土文化中的传统瑞兽，且在五行及道教里均有重要意义。《太平御览》卷八八一《神鬼部一·神上》引《河图》曰：“东方苍帝，神名灵威仰，精为青龙；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为朱鸟；中央黄帝，神名含枢纽，其精为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43]可见这里是将青龙、朱鸟（雀）、麒麟、白虎、玄武和五方帝联系起来。麒麟乃居中的黄帝之精，而黄帝自汉以来其实又是道家和方士所宣扬的成仙成道的代表，《史记·封禅书》云：“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44]均是其例。正是因为麒麟有此三重意涵，所以也被武则天选用，如她曾诏令以麒麟作纹饰绣于袍服，名曰“麒麟袍”，赐给官员。道教徒建议将麒麟与狮子一道铸于天枢上，是可能的。麒麟和狮子，其概念既是中土与西方的结合，也是佛教、道教的并存。不过，通过考察天枢事件发起者与制造者的出身与文化背景，我们认为狮子出现在天枢装饰上，还有其他的因素。

在制造天枢的发起过程中，有一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阿罗憾。阿罗憾的墓志《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记载了此事。林梅村在《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一文中对此方墓志进行了补正，今略录其文如下：阿罗憾既出身于波斯王族，那么，他对于狮子在波斯文化中的特殊寓意自然了然于胸。据A.Britt Tilia的研究可知，波斯地区的众多王室遗迹上都有狮子的图案，在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3—前334）时期，狮子是装饰王冠的主要图案^[45]。狮子也是王宫宫墙的主要装饰。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三任君主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定都苏萨（Susa），并新建了王宫。在宫墙上，饰有行走的彩色狮子浮雕，以此来体现王室的权威^[46]。此外，法国考古学家Roland de Mecquenem还在苏萨宫殿发掘了带翼人面狮身像，其代表的是国王^[47]。狮子还被用来装饰国王令牌的杖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即在波斯地区，狮子与王者、王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8]。

君讳阿罗憾，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有称，名闻［西域］，出使召至来此，即授将军北门［右］领使，侍卫驱驰。又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尚在。宣传圣教，实称蕃心。诸国肃清，于今无事。岂不由将军善导者，为功之大矣。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其一也。此则永题麟阁，其于识终。方画云台，没而须录。^[49]

这方墓志吸引了中外学者的深度关注，尤其是对于阿罗憾的宗教信仰，更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他是景教徒，更有不少学者，如罗香林、林梅村等人认为他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的僧首罗含^[50]。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Antonino Forte（富安敦）认为阿罗憾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之所以被唐高宗召进朝廷并委任要职，一是因为他在西域声名远播，二是因为他波斯王族的出身^[51]。马小鹤通过对钵罗婆文伊朗传本《本达希申》《赞德瓦赫兰亚斯恩》的解读，进一步推测阿罗憾是波斯萨珊王朝残存势力的代表之一，出身于王族，被众人视为神通广大的瓦赫兰。阿罗憾力主与唐帝国结盟以推动复国运动，从而对抗大食，而这正与唐王朝倚重波斯王族在突厥斯坦、河中、吐火罗甚至远至罽宾、疾陵城等地建立羁縻府州体制的设想相吻合，所以阿罗憾被唐高宗委任为吐火罗诸蕃招慰大使，帮助唐朝设置吐火罗诸羁縻府州^[52]。由于阿罗憾不论是出身，还是在唐所任官职，都在诸蕃酋长中地位最高，在武三思劝请诸国酋长奏请建造天枢时，阿罗憾积极号召各族蕃王予以响应，成为建造颂德天枢事件的倡议者及有力支持者。

狮子除了作为王权、王者的象征，还与诸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古代波斯文化、两河流域地区，狮子是神的化身。大流士一世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er，又称祆教），据说他是个坚定的教徒，而狮子正是祆教太阳神、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s）神的化身^[53]，随着祆教的传播，狮子作为祆教中神的观念也传播到中亚等地。其证据是，绘有狮子图案的波斯锦在中国、中亚地区均有实物留存^[54]。(www.daowen.com)

一方面，狮子图案是古代波斯王室建筑的主要装饰之一，象征王权、王室与国王本人；另一方面，狮子代表着诸神尤其是波斯文化里的太阳与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s）。狮子身上的这种含义应当广为波斯人所知，更遑论王室人员。作为波斯王族的阿罗憾，对于狮子的象征意义、运用场合自然非常了解。当他号召诸蕃上奏打造天枢时，将具有特殊意义的狮子形象举荐给武则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为天枢制模的是毛婆罗，《资治通鉴》载：“工人毛婆罗造模。”^[55]关于毛婆罗，文献虽有记载，但非常简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中宗为高宗、武则天所兴洛阳敬爱寺^[56]，“讲堂内大宝帐，天后大香炉，又大金铜香炉”，张彦远注：“毛婆罗样。”^[57]由此可见，毛婆罗擅长制模作样，尤其擅制铜模，他为天枢制模，也为香炉作样。他在天后时任职于少府监，担任尚方丞，不但制模巧绝过人，而且擅长作画，《历代名画记》卷九《吴道玄》载“天后时尚方丞窦红果、毛婆罗，苑东监孙仁贵，德宗朝将军金忠义皆巧绝过人。此辈并学画，迹皆精妙”^[58]。尚方丞，从六品下^[59]，这一官职名的出现与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大改官制有关。《旧唐书》载“少府监为尚方监。其左右尚方两署除方字”^[60]。尚方丞算得上是少府监里的高品官，仅居于少府监、少府少监之下。据《唐六典》载，少府监下设中、左、右三尚署，其中左尚署掌车辂华盖之事，右尚署掌鞍辔、帐幕、茵席、履舄等事^[61]。中尚署“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皆供焉”^[62]。从毛婆罗擅制铜模的技能来看，他与中尚署所掌事务颇为密切，其被委任为尚方丞，可谓名实相符。

关于毛婆罗的出身，虽然其名极具鲜明的异域色彩，但具体是哪国人，据现有资料则不易考察，学界也未有定论。《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中记载“中宗时，又中郎将东夷人毛婆罗炊饭，一夕化为血”^[63]。言其是东夷人，但罗香林认为其是印度蕃客^[64]。到底孰是孰非？按名中带“婆罗”二字的，除“毛婆罗”外，中古典籍中还有“安婆罗”。检《元和姓纂》姑藏凉州安氏条云，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遗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65]《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生兴贵、修仁。”^[66]两条史料所指显然是同一件事，安难陀之孙，《元和姓纂》载为“盘娑罗”，《新唐书》载为“婆罗”，“娑罗”与“婆罗”，字形相近，“娑罗”或许为“婆罗”之误。毛婆罗，姓毛，而山东有毛州，北周大象二年（580）始置，“武德五年，置毛州，割魏州之馆陶、冠氏、堂邑，贝州之临清、清水。又分置沙丘县”^[67]。《新唐书》记“东夷人毛婆罗”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毛婆罗来自山东地界，二是毛婆罗并非第一代来华的蕃人，而是居住在山东的胡人后裔。至于他是否来自毛州、祖上是否因定居毛州而改姓毛氏，则未可知。其祖上是否与安婆罗的祖上一样来自安国，所以为之取名“婆罗”，还是来自泥婆罗国或印度的婆罗门，所以为之取名“婆罗”来纪念遥远的祖国，抑或是怀念自己高贵的种姓？也未可知。

综上所论，毛婆罗并非第一代定居中国的胡人，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够胜任尚方丞的工作。尚方丞不仅仅是要掌管技能，更要判理少府监文书事务。关于尚书丞的职务，《唐六典》记载得很详细：“丞掌判监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须金石、齿革、羽毛、竹木而成者，则上尚书省，尚书省下所由司以供给焉。凡五署之所入于库物，各以名数并其州土所生以籍之，季终则上于所由，其副留于监；有出给者，则随注所供而印署之。”^[68]唐前期四等官制中，作为判官的尚方丞是非常重要的职位，若不精通文书判理，是很难胜任这个工作的。从这一点也可推知，毛婆罗不但精通画技，擅于制模作样，还拥有相当的文化素养。

尽管他并非长成于唐帝国之外域，但是他对狮子及其寓意却是熟悉的。除了天枢上的狮子外，毛婆罗还在敬爱寺里参与了狮子的造型制模。《历代名画记》载：“东禅院般若台内佛事，中门两神，大门内外四金刚，并狮子、昆仑各二，并迎送金刚神王及四大狮子。”^[69]这些狮子虽然都是窦红果所塑，但正如张彦远所言“窦红果擅塑，毛婆罗擅模”，两人各有所长，各自负责不同的工序。

由此可知，不管是建造天枢的发起者，还是为天枢制模者，都有着域外背景。召集诸蕃上奏并捐钱兴造天枢的阿罗憾，出身于波斯王族，对波斯文化中狮子与王权、密特拉神的对应关系非常清楚。制模的毛婆罗，不管他是直接从印度或是其他地区入唐的蕃客，还是居于中土的蕃人后裔，都熟悉狮子与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