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罗军平定百济后，唐设置熊津都督府统治百济故土，新罗也留下七千兵与熊津都督府的唐军一起统治百济故土^[67]。但是白江之战后唐朝对百济故土的政策发生了转变。白江之战后唐朝牵制新罗西进，翌年，唐朝推进新罗王与百济扶余隆之间的会盟^[68]，但是文武王以扶余隆的地位低为由，拒绝参与会盟。之后，唐朝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以多重手段迫使文武王与其会盟^[69]。两次会盟表面上是为了划清界限，实际上是要确立唐朝主导下朝鲜半岛南部的格局。通过两次会盟，唐朝意图扶植亲唐政权推行羁縻政策，支配百济故土。笕敏生认为，唐朝灭亡百济是因为其不服从唐的命令，将其作为对百济的惩罚，但是若其国王向唐皇帝谢罪，则可以实现其王权、国家的复兴^[70]。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就是名义上恢复旧王族的统治权，不允许新罗合并百济。总的来说，唐朝强化直接统治百济的一系列的政策，让新罗对唐朝的朝鲜半岛政策起了疑心。

新罗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须迅速恢复与倭国的外交关系。因此其一方面与唐军一起攻打高句丽，一边派沙喙部汲飡金东岩访倭国^[71]。新罗推进和倭国的和亲是受到唐日交涉和唐朝对高句丽远征刺激的结果^[72]。自657年新罗朝廷拒绝倭国使者借道入唐后^[73]，两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交往。由此可以想见，金东岩访倭的目的就是恢复与倭国的交往，并且试图与倭国建立和平关系^[74]，而牵制倭国救援高句丽^[75]，谋取后方的安定^[76]。

7世纪初倭国“大化改新”后暂时疏远百济，接近新罗，大化三年（647）新罗的权臣金春秋等赴日^[77]，一直到657年双方使者往来不断，这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到军事协助体制的程度^[78]。当时新罗有形成唐—新罗—倭国的军事联合的意图^[79]。也许新罗企图派金东岩访倭以恢复大和朝时期的友好关系^[80]。对此，倭国也是例行公事给新罗王献上礼物^[81]，另外，当时倭国的权臣中臣镰足还给新罗王和金庾信送过一只船^[82]。倭国通过献物表达了恢复关系的意愿。金东岩归国时倭国朝廷以小山下道守臣、吉土小鲔为答使派遣至新罗^[83]。由此来看，倭国朝廷也在积极地传递与新罗复交的意愿。原先倭国拟通过承认唐熊津都督府统治百济故土以消除唐侵攻日本列岛的隐患。然而唐朝对朝鲜半岛统治的稳定，反而增加了倭国对本国遭到侵攻的担忧。而新罗主动恢复两国关系，自然是倭国所乐意的^[84]。从此一直到8世纪初，两国相互派遣使者共有35回^[85]。

新罗通过668年平定高句丽与倭国复交，消除了南北威胁，从此正式向百济故土进攻。670年新罗占领了82城^[86]，翌年八月在百济古都泗沘城设置所夫里州^[87]。泗沘城曾经驻守一万唐兵，新罗在这里设州，说明新罗在战争中节节胜利。《日本书纪》又出现了671年熊津都督府再派遣使者的记载：

唐国使人郭务悰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88]

熊津都督府为什么向倭国派遣这么大规模的使团？他们是何身份？池内宏认为他们是百济的避难民^[89]，铃木靖民认为是百济亡命者^[90]，直木孝次郎认为沙宅孙登麾下的1400人是在白江之战时被俘虏的倭军，郭务悰配的600人是监视、护送他们的人员^[91]。韩昇和卢泰敦也认为他们是倭军俘虏^[92]。笔者同意韩、卢两位的看法。熊津都督府唐军为了摆脱危机，通过遣返倭军俘虏的方式以获得倭国的支援。古代俘虏交换也是一种外交方式。例如，百济灭亡后反唐起兵的百济佐平福信把百余人的唐军俘虏送至倭国请救兵^[93]。由上记载来看，倭军俘虏1400人的送还反映出当时熊津都督府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必须得到倭国的军事支援。据唐送还倭军俘虏的事实来看，朝鲜半岛唐与新罗的战争已经向新罗倾斜。(www.daowen.com)

《日本书纪》记载671年正月高句丽使者渡日^[94]。高句丽在668年灭亡，因此这时不可能有高句丽使者。那他们是谁？高句丽复兴运动失败后，复兴运动势力投降于新罗，670年新罗将高句丽王族安胜封为高句丽王^[95]，然后和高句丽遗民一起安置于百济南部的金马渚，设置报德国。671年来日高句丽使者就是以安胜为王的报德国的使者。报德国是新罗的附属国，利用原倭国友邦的高句丽遗民，进行对倭外交，反映了新罗意志^[96]。671年熊津都督府最后通过送还倭军俘虏的方式希望获得倭国的军事支援，但是倭国通过遣新罗使和赴日报德国使者，了解到朝鲜半岛的战况发展对新罗十分有利，因此拒绝了熊津都督府的军事支援请求。

唐罗战争的末期，676年（天武四年）二月新罗向倭国派遣了含王子的使节团：

是月，新罗遣王子忠元、大监级湌金比苏、大监奈末金天冲、弟监大麻朴武麻、弟监大舍金洛水等，进调。其送使奈末金凤那、奈末金孝福，送王子忠元于筑紫。^[97]

同年十一月新罗取得伎伐浦战斗的胜利^[98]，唐军从百济故土撤军了。从这场战斗的结果看，新罗派王子为使者到倭国的目的就是打探倭国的态度。白江之战后，围绕东亚秩序的重建，各方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博弈，随着唐朝防务重心的转移和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新罗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朝鲜半岛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