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江之战”，中、日、韩学者在倭国的参战背景和动机^[3]、战争性质^[4]、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5]等问题上研究颇多，然而较少关注战争后唐朝对朝鲜半岛战略的变化和朝鲜半岛三国、倭国的应对。

7世纪后半叶，朝鲜半岛的总体形势是高句丽、百济、倭国一方，与唐、新罗两大势力斗争的局面^[6]。高句丽与百济联合攻击新罗，饱受摧残的新罗有亡国之虞，因此，新罗以金春秋（后来的武烈王）为遣唐使请求唐朝军事支援。高宗于660年派十三万兵士，与新罗联合一举灭亡百济。之后在百济故土设置熊津都督府。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唐初的对外战争，目标是建立保障国内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重建因动乱而崩溃的国际秩序。对唐朝而言，当时挑战唐朝权威的主要是高句丽^[7]，占领百济领土并不是唐朝的首要目的，而是以百济为征讨的第二战场^[8]、后方支援基地，避免像隋炀帝、唐太宗一样局限在辽东，导致劳师远征。唐朝出征百济就是试图瓦解高句丽、百济、倭国的北南同盟线的一环。此意图通过龙朔元年（661）高宗致新罗文武王的国书可略窥一二：

龙朔元年，高宗召谓曰：朕既灭百济，除尔国患，今高句丽负固，与濊貊同恶，违事大之礼，弃善邻之义，朕欲遣兵致讨，尔归告国王，出师同伐，以歼垂亡之虏。^[9]

由此可知高宗平百济是与高句丽战争的一部分。对唐朝来说，向朝鲜半岛出征不但是救援新罗和对高句丽的惩罚，而且具有高句丽以不正当手段占领中国故地的认识，反观则根本没有征讨百济的理由^[10]。唐朝长时间准备与高句丽战争，与此相比，出征百济是随机应变的。唐中央对自己控制百济的能力过于乐观，因此对百济故土的反唐情绪估计不足。通过643年唐太宗和入唐新罗使之间的对话，可知唐朝廷对百济的认识：

百济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师数万袭之，^[11]

据这条记载，唐太宗认为只要有几万兵士便可灭百济，没有考虑到平定百济后的统治政策。高宗继承了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战略，即平定高句丽，重建东亚秩序^[12]。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熊津都督府在百济面临困境。《三国史记》有详细记载：

平定已后，先王遂共苏大总管平章，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大军回后，贼臣福信，起于江西，取集余烬，围逼府城，先破外栅，总夺军资，复功府城，几将陷没。又于府城侧近四处，作城围守，于此，府城不得出入。某领兵往赴解围，四面贼城，并皆打破，先救其危，复运粮食，遂使一万汉兵，免虎吻之危难，留镇饿军，无易子而相食。^[13]

据上文可知，镇守百济的唐军只有一万，且遇到百济复兴军的强烈反击。即便百济唐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唐军主力仍在向高句丽运动，而不是支援百济战场。由此来看，百济战场属于辅助战线，唐朝更关注的依旧是高句丽战场^[14]。因此，平百济后唐军主力就从朝鲜半岛撤回，不久熊津都督府只能控制都督府城周围，百济故土大部落入百济复兴军手中。据《三国史记·黑齿常之传》的记载可推测当时百济复兴军的力量：

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归者三万。定方勒兵攻之，不克，遂复二百余城。^[15]

黑齿常之原先和义慈王一起投降唐军，因对唐军的统治方式不满，不久就回归自己的势力据点，召集兵士对抗唐军。之后和福信统领的复兴军一起暂时恢复百济故土。这时唐军的形势危如累卵，因此唐朝廷打算废止熊津都督府，从百济撤军。据龙朔二年（662）高宗给熊津都督府刘仁愿和刘仁轨的敕书，可了解当时唐军的情况：

初仁愿、仁轨等屯熊津城，上与之敕书，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还也”，将士咸欲西归。^[16]

熊津都督府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唐中央也无法救援，所以依托新罗，若新罗不需要的话就将唐军撤回来。这次撤军计划，因刘仁轨竭力请求而没有被实施^[17]。当然，唐朝廷打算废止熊津都督府除了百济复兴军的抵抗，还和当时唐西部边疆局势有关。显庆四年（659）吐蕃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向唐朝请兵，由于唐朝要出征百济，因而无法救援吐谷浑^[18]。吐蕃趁唐军无暇东顾并吞吐谷浑^[19]，进而对陇右、关中地区造成威胁。唐朝不得不集中力量反击吐蕃的攻势^[20]。新罗也因为发生灾害、疾病无法支援熊津都督府^[21]。若这时百济复兴军攻略熊津都督府的话，百济唐军很可能凶多吉少。据高宗废止熊津都督府和唐军从百济撤军计划来看，唐朝统治百济的意志并不强。唐朝为何如此轻易放弃百济呢？《三国史记》记载了高宗在朝鲜半岛的安排：

我平定两国，平壤已南百济故土，并乞你新罗，永为安逸。垂以计会，赐以军期。^[22]

上引文是唐太宗和新罗金春秋之间的密约，但中韩学者对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存在分歧^[23]。不过，《旧唐书·百济传》记载百济盛传：(www.daowen.com)

闻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付新罗。^[24]

“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这条很可能是百济复兴军为激发民众血战到底而散布的消息，但也反映了百济复兴军认识到唐朝没有直接统治百济领土的计划以及新罗并吞百济的野心。对唐朝而言，百济只是远征高句丽的后方支援基地而已，若统治百济故土给唐朝增加负担，则可以放弃其统治权。但是经过白江之战，唐朝突然改变对百济故土的统治政策。《日本书纪》的记载透露了一些信息：

是岁， 又日本救高丽军将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而燃火焉。灰变为孔，有细响。如鸣镝。或曰，高丽、百济终亡之征乎。^[25]

上文是天智天皇即位前（661）的记载，其中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倭军救援的对象不是百济复兴军，而是高（句）丽。661年是倭国派五千兵护送丰璋归国的那年^[26]，那时倭国向百济派兵还准备不足，这样的情况下倭国还迅速向百济派兵，是因为那年唐军已经向高句丽出征^[27]。由此来看，倭国很可能是为了牵制熊津都督府唐军和新罗军才向百济派兵。据《日本书纪》记载，翌年唐军和新罗军在高句丽战场遇到挫折^[28]，似乎是倭军向百济派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件事，足以令唐朝对倭国有所戒备。

据上文可推测，百济灭亡后高句丽与倭国联合，共同应对唐罗军。在百济灭亡那年有高句丽使者赴日的记载^[29]，高句丽在长期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一直关注中原王朝的动静。659年倭国派遣的遣唐使，因为当时唐朝准备海东远征，所以不被允许归国，从这个例子看^[30]，也许高句丽这时已经发现了唐内部的异常动静。为了防备唐朝的军事行动，需要百济与倭国的协力，高句丽就向倭国派使者^[31]。基于白江之战前倭国与高句丽有军情往来的事实^[32]，两国在军事上可能也有联络，因此，《日本书纪》把护送丰璋的兵士记载成支援高句丽的兵士^[33]。

白江之战的根本原因是唐朝东亚战略的重点在北不在南，在高句丽而不在倭国，君臣上下不以倭国兵为意^[34]。经过白江之战，熊津都督府认识到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尤其是倭国可支援高句丽一事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远征高句丽时切断高句丽与倭国联络的重要性。因此，以唐朝与朝鲜半岛诸国之间战争为范围，“白江之战”可说是历史的转折点^[35]。

通过麟德元年（664）十月刘仁轨给朝廷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政局：

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36]

据此可知，虽然熊津都督府取得了白江之战的胜利，但是仍然警戒倭国与百济遗民的联合^[37]，尤其是百济复兴军瓦解后百济王丰璋逃到高句丽^[38]。从此，熊津都督府唐军更加警惕倭国与高句丽的动静。刘仁轨还说：

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39]

据此可知，唐朝的最终目的是平定高句丽，若倭国与高句丽再度一起攻击熊津都督府，唐军平百济后北南方向一起夹攻高句丽的基本战略就无法实现。由此来看，后方隔海存在的倭国，不仅仅威胁百济唐军，也对高句丽远征有巨大影响。为了加强对百济的控制，唐朝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扶余隆回百济安抚百济人。《资治通鉴》记载刘仁轨、仁愿上表后高宗派扶余隆为熊津都尉^[40]，但是《旧唐书》有扶余隆参与白江之战的记载，由此来看扶余隆回归百济的时间应该在白江之战前^[41]。唐朝让扶余隆归回是对百济复兴军以扶余丰（丰璋）为王纠集百济遗民的应对措施^[42]。利用扶余隆和丰璋之间的矛盾以分化复兴军内部以及百济遗民^[43]，同时试图利用扶余隆与倭国改善关系^[44]。

总的来说，唐朝平定百济是只要以其为自己的后方军事基地，但是百济战场的发展与唐朝的最初预想不一样。尤其是经过白江之战后，唐朝廷充分认识到其在百济战略上的重要性，因此，战后唐朝改变了对百济故土的统治政策。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唐西部吐蕃的威胁^[45]，因为唐主力军防备吐蕃，没有余力支援朝鲜战场，因而，就在白江之战后扶持旧百济太子扶余隆，试图稳定百济局势，拉近倭国为友邦，牵制高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