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隋书·百济传》中，被直线划出的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百济“通和”高句丽的记事。这段记事被系于大业三年（607）之下，内容说百济威德王扶余璋“请兵”隋朝的同时，暗自与高句丽“通和”，且不怀好意，窥伺隋朝。窥伺隋朝的目的是什么，史无记载。根据当时的背景，很有可能指窃取隋朝关于对高句丽作战的情报。如此描述之下，百济俨然成了一个背叛者，但这是历史事实吗？

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的时候，应该对这段记事的可信度有过踌躇，他将此记事和其他相关记事做了重新编排，大致有以下三点调整：

其一，《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武王八年三月条”，虽然比较完整地抄录了《隋书·百济传》“大业三年条”的内容，但唯独没有抄录“通和”记事。

其二，“通和”记事被编入《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612）条七月条”之下，其文曰：

（隋军）至萨水，军半济，我军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我军，却之。来护儿闻（宇文）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句丽，帝使之觇我动静，璋内与我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入隋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告以期会。及隋军渡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17]

波浪线部分同样抄自《隋书·百济传》，相关分析下文详述。

其三，《隋书·百济传》的波浪线部分被分拆成两条，分别系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相应的年份之下，即《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二年（611）二月条”：

遣使入隋朝贡。隋炀帝将征高句丽，王使国智牟入请军期。帝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来，与王相谋。^[18]

以及《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三年（612）条”：

隋六军度辽，王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19]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示《三国史记》和《隋书·百济传》的承袭关系，笔者特加了对应记号，以下再以表格的形式归纳整理，如示：

《三国史记》改编《隋书·百济传》记事对照表(www.daowen.com)

波浪线前半部分记述，611年隋朝即将出兵高句丽之际，百济武王再次派出使节，向隋朝问定军期。隋炀帝派出尚书起部郎席律赴百济商议。首先，假使隋朝方面在607年掌握百济“通和”高句丽的情报，那么不可能再在611年派人去和百济商量，所以“通和”记事出现在《隋书·百济传》“大业三年（607）”之下是不合理的。金富轼应该察觉到其中的不合理性，才没有将其录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因此，可以判定“通和”记事属于事后追述。

其次，隋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得知百济“通和”高句丽呢？日本学者井上直树提出了一种假说：607年隋朝使节裴世清出访倭国，根据《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所引“丈六佛光背铭”可知，他曾暂住飞鸟寺（又名法兴寺、元兴寺）。当时，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都活跃在倭国的政治舞台上，裴世清或许通过高句丽僧和百济僧的交谈，察觉到百济“通和”高句丽，回国后将此情况做了汇报^[20]。裴世清大概在608年年末回到隋朝，假使这个时候隋朝朝廷得知百济“通和”高句丽，那么和上述情况一样，不可能再在611年派出使者。于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应该是，隋朝不早于611年得知“通和”消息。

波浪线后半部分记述，隋朝大军渡过辽河，准备向高句丽发起进攻。这个时候，百济“严兵于境”，即陈兵不前。百济既然和隋约定军期，便有义务配合隋军出兵高句丽。事实上，百济确实做好了战争动员，但是为何陈兵不前呢？

众所周知，隋炀帝612年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结果是惨败。仅以上引史料来看，隋将宇文述率领的主力“九军”三十余万人，逃回辽东城者只有近三千，来护儿率领的水军精兵四万余众，最后生还者不过千人。试想，面对隋军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百济选择陈兵守境，不贸然进军，这难道不是合理的行为吗？杨昭全、何彤梅共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对百济从请战、助战终至观战的原因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第一，对隋击败高句丽没有信心；第二，担心贸然北上助隋，恐遭新罗乘机进兵^[21]。笔者以为，这两点意见甚为中肯。

正是因为百济囿于自保、弃隋不顾的行为，引起了隋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隋炀帝的震怒。盛怒之下，隋炀帝怀疑百济声称助隋伐丽，其实是“实持两端”。所谓“实持两端”，即又“通和”隋，又“通和”高句丽。“通和”记事的本源应该就是出自这种“实持两端”的认识。换而言之，“通和”记事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述，它是中国方面对百济陈兵不前的一种解读。那么，如此解读的主体，是隋朝的最高执政者隋炀帝，还是《隋书》的编撰者呢？笔者以为，两者皆是。

隋炀帝如此解读，与征讨高句丽失败有关。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隋朝动员了一百余万兵士，后勤补给人员更是翻倍。有学者研究认为，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这场战争追求的是“不战而胜”（必胜而后战）^[22]。所以，他邀请突厥启民可汗随行，想要借此夸耀隋朝的国威。在战略安排上，从第一军开拔到全军出师，总共花费四十天。如此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需百济窥伺？隋朝出兵征讨高句丽这事，在当时谁人不知、何人不晓？结果，隋朝战败。自尊心极度受挫的隋炀帝，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讨高句丽。在清算战败责任方面，隋炀帝首先处死了尚书右丞刘士龙，因为他没有识破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的诈降。其次，把领兵将军宇文述、于仲文等削为平民。这些行为都表示出隋炀帝自己拒绝承担战败责任。假使百济“通和”高句丽确有其事，难以想象凭隋炀帝的性格会对此毫不责罚。相反，正因为没有惩罚措施，说明“通和”不过是隋炀帝个人的揣测。其目的，或为了宣泄情绪，或为了转移视听，甚至或有推卸战败责任的可能性。

唐人如此解读，与灭亡百济有关。悉知，唐朝是在新罗的请求之下，出兵灭了百济。虽然唐朝作为朝鲜半岛三国的宗主国，肩负调停并稳定半岛局势的责任和义务，但在法理上欠缺出兵百济的正义性。假如先朝史书中的百济形象是一个暗中“通和”高句丽且窥伺中国的“间谍”，那么唐朝军事打击百济的“道义”便可以彰显。而且，反映唐人对百济武王扶余璋印象的《旧唐书·百济传》，也描写他“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23]，这与“通和”记事所述“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可谓如出一辙。因此，唐人完全有可能把当代的意图和印象投射到前代，从而影响了对隋丽战争中百济陈兵不前一事的理解。

综合上述两点，“通和”记事的出现应该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611年，隋炀帝派出席律赴百济商定军期的时候，仍还相信在百济的配合之下，对高句丽的战争将会非常顺利。612年，隋军大败，同时隋炀帝得知百济陈兵国境，没有出力相助。由是，他把百济的这个行为解读成与高句丽“通和”，即所谓“实持两端”。隋炀帝的这个揣测应该被记录在了隋代的起居注或实录之中。等到唐代史官修撰《隋书》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不仅认可隋炀帝的判断，而且在607年百济使者王孝邻“请兵”的记事之后，特意点明“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以示其“狡诈”。

“通和”记事的出现—尤其是被系于607年，完全解构了百济“亲隋”的正面形象。后代学者读来，不仅怀疑百济早在598年第一次“请兵”隋朝的时候就已“通和”高句丽，而且容易得出百济最后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然而，这不是当时济丽关系的真实写照。历史的书写，总是以支配者的意志示人，本文讨论的“通和”记事，即属此类。

最后，让我们回到金富轼《三国史记》改编《隋书·百济传》的问题。如果说金富轼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武王八年三月条”中删除“通和”记事，表现了他对这段记述的不信，那么把“通和”记事系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二十三年七月条”之下，则表现了他认为“通和”记事应该出现的时间点。上文已述，隋炀帝得知百济陈兵不前的时间，不早于612年的隋丽战争，所以“通和”记事的出现也应该不早于612年。因此，金富轼对《隋书·百济传》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剖析这段记事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