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率靺鞨兵入寇辽西，隋营州总管韦冲将其击退。随后，隋文帝兴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婴阳王遣使谢罪，自称“辽东粪土”云云，方才平息了战争。

隋丽交战之际，百济威德王遣使入隋，表示愿为“军导”，即请求和隋一同讨伐高句丽。《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威德王四十五年（598）九月条”记载：

王使长史王辩那入隋朝献。王闻隋兴辽东之役，遣使奉表，请为军道（导）。帝下诏曰：“往岁高句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我使者而还之。高句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国境。^[8]

隋文帝在六月废黜高句丽王的官爵，同时隋丽战争爆发，九月隋军撤退。百济使节王辩到隋的时候，隋对高句丽的战争大致接近尾声。等他回国通报，威德王决定“请为军导”，即再遣使奉表，俨然错过战机。因此，隋文帝答复威德王的诏书并无不满的意思，相反，“厚我使者”表明百济“请兵”的行为获得了隋朝方面的好感。

“请兵”隋朝，反映了百济一以贯之的“亲隋”外交政策。百济在隋建国第一年（581）即派出使者朝贡，与隋缔结了册封关系。589年，隋朝平陈，百济不失时机地向隋奉表，表示祝贺。《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威德王三十六年（589）条”记载：

隋平陈，有一战船漂至耽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国界，王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下诏曰：“百济王既闻平陈，远令奉表。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致伤损。百济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虽远，事同言面，何必数遣使来相体悉。自今已后，不须年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9]

隋文帝赞赏百济威德王“心迹淳至”，这和同时期批评高句丽平原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10]，可谓大相径庭。隋文帝特准百济“不须年别入贡”，这是对藩臣的优遇，不是疏远百济的表现。可以说，有隋一代，济隋关系较丽隋关系更加亲密，而百济正是基于与中原王朝亲密的政治优势，策划了“请兵”—借助隋朝的军事力量打击高句丽^[11]。

上述引文显示，高句丽婴阳王“颇知其事”。也就是说，百济“请兵”隋朝的事情完全被高句丽所掌握。百济“请兵”并未付诸实践，隋朝方面也断无告知高句丽的可能。高句丽能够迅速掌握相关情报，说明对百济的一举一动或有严密监控。又《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九年（598）九月条”记载：

王知其事，侵掠百济之境。^[12]

这与《百济本纪》的记载大体无差。百济既然决心“请兵”，国内不可能毫无战备。虽然百济在策略上采取了“请兵”的形式，但不意味着对于高句丽全无招架之力。相反，高句丽在经历了隋朝的征讨之后，国力耗损，未必还能在军事上对百济保有优势。所以，高句丽侵略百济国境，应该视作百济能够把高句丽的侵略遏制在国境附近的表现。然不管两国战力如何，598年百济和高句丽处于军事敌对状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607年，隋炀帝巡狩漠北，在启民可汗的牙帐中发现了高句丽的使者。隋炀帝忌讳高句丽和北方游牧势力往来过密，于是征高句丽王入朝，且扬言若不来朝，将和启民一起巡狩高句丽国土云云。高句丽婴阳王惧不敢朝，隋丽关系因而再度恶化。(www.daowen.com)

值此之际，百济武王派出使者，再度“请兵”讨伐高句丽。隋炀帝准许了这次“请兵”，并下令百济侦察高句丽的动向。《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八年（607）条”记载：

三月，遣扞率燕文进入隋朝贡。又遣佐平王孝邻入贡，兼请讨高句丽。炀帝许之，令觇高句丽动静。五月，高句丽来攻松山城，不下，移袭石头城，虏男女三千而归。^[13]

百济使者王孝邻“请兵”的时间，史无记载。从隋炀帝八月幸启民牙帐这点，可以推测炀帝萌生征讨高句丽的念头以及准许百济“请兵”，应当在八月以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把王孝邻“请兵”系于三月至五月之间，这在时间上有不通之处。无独有偶，《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十八年（607）条”记载：

初，炀帝之幸启民帐也，我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尔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王惧藩礼颇阙，帝将讨之。五月，遣帅攻百济松山城，不下，移袭石头城，虏男女三千而还。^[14]

八月发生的隋炀帝征召高句丽王一事，被系于五月高句丽进攻百济松山城之前。那么，《三国史记》的编撰者金富轼为何如此安排呢？

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中国史籍的影响。《隋书》卷八一《百济传》记载：可见，上述《隋书·百济传》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武王八年三月条”完全一致。金富轼失察《隋书·百济传》“其年”之后王孝邻“请兵”一事发生在八月以降，他把出自中国史籍的记事笼统地编排在本国固有记事之前。《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婴阳王十八年条”的情况也是如此。《隋书》卷八四《突厥传》记载：

大业三年，璋遣使者燕文进朝贡。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邻入献，请讨高丽。炀帝许之，令觇高丽动静。然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七年，帝亲征高丽，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锡，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渡辽，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15]

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16]

上述《隋书·突厥传》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婴阳王十八年条”基本一致。这说明《三国史记》成段摘抄中国史籍，而对同一年的记事往往不做细分。若按事件的发生顺序，王孝邻“请兵”隋朝记事应当编排于五月高句丽进攻百济记事之后。由是可知，607年高句丽进攻百济与598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次不是报复性反击，而是一次意在抢夺人口的劫掠性战争。

至此，我们考察了百济威德王和武王“请兵”隋朝的经过及意义，完全没有发现百济有“通和”高句丽的迹象，相反，确认了高句丽在598年和607年两次发动对百济的战争。在分析《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之前，可以说其他文献材料所呈现出来的济丽关系都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