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
绪言
百济和高句丽以和亲为标志缔结军事同盟(济丽同盟)的时间在公元643年,这是学界公认的说法[1]。在此之前,济丽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彼此互有攻伐。公元475年,高句丽攻陷百济王都汉城,杀死盖卤王,一度灭亡百济。文周王辗转熊津(现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重新建国,为抵御高句丽而采取结好新罗的外交策略。公元538年,百济圣王迁都泗沘(现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同时改国号为“南扶余”,这个国号强烈地表现了百济对抗高句丽的意识[2]。公元550年前后,百济联合新罗、伽耶一度夺回汉城,旋即又放弃汉城。中国隋朝(581—618)建立之后,百济威德王于598年遣使向隋文帝表示愿为“军导”,一同讨伐高句丽,但被文帝劝退。此后,百济武王在607年再度遣使“请兵”隋朝,这次隋炀帝应许,并且派出使者回访百济,商讨军期。然而,据《隋书·百济传》记载,事情急转直下,百济“实持两端”,暗中“通和”高句丽,以致共讨一事不了了之。
中国学界关于《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的研究并不充分,韩、日学者的立足点又各不相同。对于韩国·朝鲜史而言,《隋书·百济传》所见“通和”记事是修正“济丽同盟”成立时间的关键性史料。近年来,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宣奉助研究员发表多篇文章,专门探讨百济既“请兵”隋朝又“通和”高句丽的问题,其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济丽同盟”的成立时间至少应该提前至7世纪初的607年,当时百济对新罗的战争使得百济与高句丽的现实利益逐渐趋同,所以济丽关系已由对立转向联合;其二,百济为改善自身在隋朝的不良形象,故意采用“请兵”的方式,讨取隋帝的欢心,所以“请兵”不是目的,而是外交手段[3]。日本学者的研究,旨趣别有他意。《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01年倭国为了“救援任那”,牵制新罗,派出大伴连啮出使高句丽,又派出坂本臣糠手出使百济。之后,根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在602年出兵新罗的阿莫山城,高句丽在603年进攻新罗的北汉山城。所以,日本学者强调,在倭国的外交周旋下,百济和高句丽先后选择了符合倭国期待的战略方针,即把本国的利益同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结合了起来[4]。这种论调被部分韩国学者继承,并做了进一步阐释。金铉球认为,倭国所派出的使者—尤其是大伴连啮,对济丽关系的修复起了关键性作用[5]。延敏洙认为,可以想见当时高句丽—百济—倭之间存在一个由倭国主导的“军事协力体制”[6]。(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663年的白村江战役,倭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直接介入半岛事务,但这样的“军事协力体制”是否早在7世纪之初既已存在,值得商榷。百济和高句丽出兵新罗是为了维护倭国在半岛的利益,这种充满殖民主义意味的观点在战后的朝、韩历史学界已被彻底清算。现在,唯一存疑的是7世纪初百济和高句丽对新罗的战争背后,是否存在“济丽同盟”的可能。日本学者田中俊明指出,百济“请兵”隋朝的当年—598年和607年,高句丽都发动了对百济的进攻,难以想象“济丽同盟”存在的同时,双方还处于战争状态[7]。于是,7世纪初济丽关系究竟是对立还是同盟,实际上归结于如何理解《隋书·百济传》所见的“通和”记事。既有研究,对此记事的真实性从未有过怀疑,而笔者的疑问即在于中国方面—更准确地说,隋朝方面是如何知晓百济“通和”高句丽的呢?
由此问题出发,本文计划对此记事的来源与形成做一番探究,期望借此明确这段记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同时期望以此记事为切入点,廓清7世纪之初百济和高句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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