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全民信教，宗教气氛极为浓厚，凡藏民居住聚落附近必有寺庙，且藏民家中都设有经堂。宗教给藏民的日常生活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生至死，藏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宗教，可以说，宗教是阿里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

（1）苯教

藏族地区原始古老的宗教即为苯教，它是藏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源头。苯教是青藏高原的古老宗教，经历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已成为藏族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 原始苯教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藏族人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信仰——原始苯教。《苯教源流》记载：“黑教开始传播于现在阿里三区之一的象雄地方，旧名古盖。”“黑教”即“黑苯教”，也称“笃苯教”或“伽苯教”。该教派没有具体的产生年代和创建者，是西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是与西藏人共同成长起来的信仰，反映了藏族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据说，“苯”（Bon）在藏语中是“诵咒”之意，说明诵念各种咒语是原始苯教一个重要的部分。原始苯教的基本教义是“万物有灵”，将直接关系到自己生存的类似日月、山川、草木、禽兽等自然物和自然力神化，并用这种观念解释一切现象的存在和变化。这反映出当时的西藏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对大自然的依赖较强，只能借助虚幻的神灵来代替真实，将灵性赋予万物。苯教有相应的超度亡灵、丧葬法，苯教教徒们“还可以确保死亡的人继续过一种愉快的生活。当然，这一切均未被详细地描述过。无论如何，是他们主宰死者的命运，甚至还可以关闭死神以及助手的大门。他们全副武装，举行殡葬仪轨和建墓的任务也落到他们的头上”^[5]。

② 雍仲苯教

苯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雍仲苯教”，也称“白苯”。据传，其创始人是敦巴辛绕米沃齐，亦由他将该教派传播开来。

雍仲苯教是在吸收原始苯教的教义并对其进行大量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理论化的宗教。它吸收了原始苯教中的藏医、历算、占卦、驱鬼降魔等教义，改变了一些血腥的祭祀仪式，如把糌粑捏成各种形状来代替原来的杀生祭祀仪式，这种祭祀形式对后来传入藏地的佛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雍仲苯教的“卍”符号有“永恒不变”“吉祥”之意，也象征着集中的力量，是藏地十分常见的吉祥符号之一。该教派的核心内容是密宗修炼。

（2）佛教传入西藏

大多数史书认为，佛教是在7世纪上半叶——吐蕃王朝建立初期、松赞干布执政期间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同时期传入西藏的。所不同的是，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主修显宗，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佛教密宗（又称密教）。由于历史久远、传说繁多等种种原因，如今我们很难确切地判定佛教第一次传入西藏的时间。“无论如何，吐蕃接受佛教或佛教在吐蕃的第一次传播都被归功于松赞干布。据说，他的皈依是受其两位王后——尼婆罗公主和唐朝公主的影响。”^[6]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在嫁入西藏时，分别把释迦牟尼的8岁和12岁等身像及大量佛教经典带入了吐蕃，这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吐蕃。(www.daowen.com)

但此时，刚刚传入西藏的佛教缺乏社会基础，苯教仍然是藏区的主流宗教，作为苯教发源地的象雄更是继续以“苯”治国。

据记载，8世纪初，大唐高僧慧超在回忆录中记述，他由天竺（古代印度及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返回中原路途中，经过西藏的西部地区，已然发现该地区建有寺庙及塔。可见，吐蕃王朝初期，阿里地区就不乏宗教类的建筑。

松赞干布之后的几位赞普亦倡导佛教，佛教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加强。苯教教徒意识到了佛教带来的冲击与威胁，对佛教采取了一些打压措施，佛教开始了与苯教之间的斗争。但大约从赤松德赞开始，佛教便压倒了苯教，占据了统治地位，苯教教徒被驱逐出吐蕃，逃往边境地带。

佛苯之间的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两个宗教派别的势力此消彼长。838年，朗达玛继位赞普，大肆灭佛，传佛大师外逃，僧人被迫还俗，西藏境内的佛教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藏史学家把从松赞干布兴佛到朗达玛灭佛这二百年间称为西藏佛教发展史上的“前弘期”。朗达玛灭佛标志着“前弘期”的结束，佛教的显宗在灭佛期间遭到沉重的打击，而密宗因秘密单传，所以一直流传下来。

（3）藏传佛教

朗达玛灭佛时，一些佛教僧人逃往吐蕃周边偏远的地区，在拉萨附近的三位僧人带着佛教经典逃往阿里，后又逃往甘肃、内蒙古等地，以躲避灭佛事件的迫害。三位僧人在流离了几十年后，来到了青藏高原东部安多地区，终日在山洞中研习佛经。一位原本信奉苯教的牧羊人拜三位佛教僧人为师，并授比丘戒，藏传佛教把该事件发生的时期视为后弘期的开始。

朗达玛灭佛后，吐蕃在政治上的统一也开始崩溃，社会长期处于内乱分裂的状态。直至978年，西藏进入封建经济发展时期，政治局面逐渐稳定，新兴的封建领主积极开展佛教活动，佛教再度兴起，西藏各地大量出现授予比丘戒的僧侣，大兴土木，重建佛教寺院。这个时期的寺庙多由各地封建领主把持，与各地的世俗势力相结合，佛教活动也较分散，而苯教势力逐渐衰落，苯教教徒转向吐蕃边缘地区发展。

自朗达玛灭佛百年之后，佛教从阿里地区、青海地区再度向西藏腹地传播，西藏佛教得以复苏，阿里地区成为“后弘期”引人注目的地方。根据佛教再次传入西藏的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10世纪后期，桑耶寺主也失坚赞，资助乌思藏地区十人北上至宗喀巴地方受戒学经，学成后返回建寺授徒，史称‘下路弘传’。在‘下路弘传’的同时，古格首领拉德之父曾出家为僧，并曾资助多人赴加湿弥罗^[7]学经，之中有仁钦桑布等著名高僧学成归里，于古格之托林寺主持翻译显密经典，史称‘上路弘传’。”^[8]

阿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印度、尼泊尔这样的佛教古国毗邻，同属于喜马拉雅山脉区域，更便于接受佛教教义的影响。后弘期时，由于时机的成熟及地理位置的便利，印度等地的许多高僧大德前来该地区讲经传法，加之该地区多位封建领主对佛教活动的支持，佛教在该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渗入西藏的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