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广场，在不同的研究角度有不同的诠释。作为构成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元素，广场被德国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为“广泛地容纳着众多功能的、完整而有机的社会空间体系”^[85]。多功能体现了人的多样化需求，社会空间体系则是一个围绕人的社会活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系统，这也是广场的非物质性含意；城市广场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场所，H. J. 阿敏德（Hans-Johim Aminde）将它描述为“具有明确的，带有内外边界的三维空间性，地面与界面被建筑学所定义”^[86]，这个阐述又道明了广场的物质性含意，两种含意的共同筑成了城市广场的内涵。

作为物质性环境的文化现象，广场空间的造型“是城市造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表达着市民的非物质性层面的意愿。……这项任务就是要在城市造型的整体框架内，在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中代表人的精神需求，并使这种需求获得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交通的以及审美的意义”^[87]。广场的造型语言形成了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空间中的“场景及其规则每每经由提示来传达，提示则是场景的物质要素及其‘布置’方式。提示起着增强记忆的作用，它使人回想起场所，也就回想起适当的行为，从而使场景中人与人的交流成为可能”^[88]。设计者所提供的提示能否起到作用，取决于使用者对这种提示的理解程度，“提示若与文化图示不合，或与人们心照不宣的文化知识相去甚远，那就毫无意义，也就行不通了”^[89]。因此，城市广场的造型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

起源于古希腊的城市广场是“空间领域的‘社会发明’”^[90]，表达了民主政体所带来的公共生活的繁荣。中世纪广场是城市生活的中心，代表着教会、贵族与议会的共同权益，市场广场也就成为其公共的集结点。而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的城市广场体现了专制政权的统治，形式也由中世纪的不规则演变为规则的几何形态。“在整个人类定居的历史中，街道与广场都是最基本的因素，所有的城市都是围绕它们组织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街道与广场构成了城市现象的最基本的部分”^[91]。

然而，广场等公共空间在工业化时期之后面临各种威胁，迪特·哈森普鲁克（Dieter Hassenpflug）教授将这些威胁归结为三个主要来源，即：功能分区理论、汽车的普及使用以及伪公共和半公共空间的扩展^[92]。19世纪末，卡密罗·西特针对工业化对城市空间在文化与人文方面的破坏，分析了中世纪等传统城市空间具有的艺术性，并以此作为城市建设的原则。其中，城市广场成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得到了具体的分析。在西特著作发表9年之后，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问世，在他的著作中，城市中心被一个占地5.5英亩（约2.2公顷）的花园和四周大型公共建筑取代^[93]，广场空间由此消失。如果说“田园城市”中的这个花园在规模和围合形态上尚与一个广场具有某种程度类似性的话，1933年《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理论则对城市公共空间持排斥态度，也是三种威胁的重要开端。

在这些威胁下，特别是对于郊区城镇的建设，广场空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场所，其意义还在于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恢复和健康发展，以及对城市文化的传延、多样化和空间可识别性的提高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广场不能被隔离的看待，是城市空间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在形式与功能方面与这一空间体系的构成原则紧密联系”^[94]。“一城九镇”的广场在城镇和区域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区域、线网、轴线、边界、中心和节点等结构控制性要素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建立公共空间体系以及公共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同层次的广场不仅是城镇中心的组织者，也通常是片区、社区的焦点，或者是街旁的活动 场所。

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设计观念，加之城镇规模、区域层次的不同，“一城九镇”的广场空间设计显示了不同的品质。一方面涉及非物质因素，即对人的社会活动的支持意义；另一方面则与构成广场空间的物质因素有关。

“一个优秀的城市空间应是空间与活动的默契”^[95]，对于10个实例中城镇广场品质的观察，关系到广场空间的设计语言，也关系到广场空间使用的社会评价，即设计者的提示与使用者的接受程度^[96]。首先应是设计所采用的模式，除广场在城镇结构中的布局外，广场空间的属性要素：基面、围合界面及其功能、尺度、比例以及支配物等成为主要的衡量因素。仅从广场的几何形式出发，广场的形态类型与城市结构图形类似，也是由基本形及其变形组成的，这些图形有时与城镇结构形态有关，有时则与其所表达的意义或原型有关。因此，对于“一城九镇”广场形态的研究将以广场布局与城镇结构的关系、广场的空间构成要素与品质为基本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对不同城镇广场的类型特点进行归纳^[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