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新城主城区以“滴水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圈层发展的区域，用地74.1平方公里。2004年12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完成了主城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规划面积21.68平方公里，并通过了上海市规划局的批准^[83]。规划延续了总体规划的空间构架，除继续保持完整圆形的“滴水湖”外，对同心圆各个圈层，以及放射轴线引导的各个组团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设计（图2.3—8）。详细规划的主要深化内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定义放射轴线。规划涉及总体规划三个放射轴线中的B2、B3两条，将B2作为结构的中心轴线，与北、南侧的B3、B1轴线形成对称布局关系。南侧的B1轴被定位为文化休闲发展轴，东西向的B2轴为行政办公发展轴，北侧的B3轴为商业发展轴^[84]。

图2.3—8　临港新城主城区一期的规划平面图

作者编绘，资料源自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临港新城中心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http: //www.shghj.gov.cn/信息公开/郊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2004—12—31

第二，对“滴水湖”中岛屿进行定位。三条放射轴线在“滴水湖”产生了两个对景节点，B1对应了南侧的湖心岛，岛屿面积约14公顷，被定位为休闲功能；沿B2轴的湖中岛屿是面积约6公顷的“商务岛”，岛上布置了两个并列的高层建筑，分别为酒店和办公楼，是新城的标志性建筑。另外一个岛屿位于“滴水湖”北侧，占地约23.54公顷，功能为娱乐，对应的轴线是总体规划中B4主轴（图2.3—9）。

第三，加密同心圆道路，进一步强化圈层形态。从“滴水湖”岸线至外，总体规划共形成三条同心圆道路（C1～C3），在最外侧设半环形道路C4，连接放射道路B1、B5，也是圈层空间的“收头”，圆心与“滴水湖”不重合。规划在C1与C2之间增设了三条同心圆道路，加密了同心圆圈层形态。

第四，细化外围“城市岛”社区组团用地规划。在主城区圈层外围，由放射轴线引导了共26个居住社区组团，一期的设计细化了其中9个组团的用地布局与空间结构，每个组团采用方格网构图，建立了明显的社区中心。

图2.3—9　“滴水湖”与三个岛屿鸟瞰图，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2005年

在凯文·林奇的著作《城市形态》中，放射性或星形被列在了城市形态模式的首位进行阐述。林奇认为，这种模式适于中型城市，特点是具有一个人口密集、多功能的核心区，放射干道之间的“V”形区域“把人们直接带到城市外围的郊区”^[85]。早在古罗马时代，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Pollio）在《建筑十书》（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中便提出圆形形态的城市，他认为这种形态有利于城市的防卫^[86]。在中世纪时期，圆形形态城市以集市广场为中心，以防御性的城墙为边界，形成了圈层的结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的“理想城市”放射图形，被看作是“表现了人文主义完美性的图形，同时又更进一步从城市—政治角度，将完美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主义的统治者联系起来……”^[87]。至巴洛克时期，放射图形被广泛运用，形成了“壮丽风格”的城市形态。19世纪末，霍华德以圈层放射形态模型作为图解，用以诠释城乡一体化的“田园城市”思想。圈层放射，由于形态的集中性和清晰的可认知性被运用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

从规划征集开始，“滴水湖”、“罗盘”射线便成为临港新城的结构主体。“滴水湖”港湾象征了一个港口城市，同心圆的圈层形态则隐喻了“水的涟漪”意境，这些理想观念化作了形态造型。这个造型在主城区类似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图解；对整个新城，空间结构则更接近他的“社会城市”原型。同时，设计在空间结构与造型手法上带有显著的巴洛克城市特点。

1. 圈层放射形态原型

霍华德在1898年发表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著作，在1902年第二版发行时，著作被改名为《明日的田园都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88]。他的“田园城市”模式以“城乡一体”作为原则，体现这个原则的载体便是一个具有放射形态的圈层空间结构。他描述道：“……城市形状可以是圆形的……六条壮丽的林荫大道—每条120英尺（约36.6米）宽—从中心通向四周，把城市划成六个相等的分区。中心是一块5.5英亩（约22.3公顷）的圆形空间，布置成一个灌溉良好的美丽的花园；花园的四周环绕着用地宽敞的大型公共建筑—市政厅、音乐演讲厅、剧院、图书馆、画廊和医院。其余的广大空间是一个用‘水晶宫（Crystal Palace）’包围起来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如果继续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住宅或者以同心圆方式面向各条大街（环路），或者面向林荫大道和城市中心汇集的道路。”^[89]

图2.3—10　“田园城市”图解

图片来源： （英） 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都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

图2.3—11　拉尔夫·拉普（Ralph Lapp）在《我们是否应该躲藏》（Must We Hide，1949）中提出的“卫星城”和“面包圈式”城市图解

图片来源：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95

配合这些文字描述，霍华德在书中使用了一个图解（图2.3—10）。这个图解最直接地诠释了霍华德理论，也是理想化的概念表达方式。对此，霍华德在书中还做了说明：“这仅是示意，可能要有很大的变动。”^[90]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各类规划中直接使用了这个图解。斯皮罗·科斯托夫在著作《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中，列举了对这个“并非真实的城市形式”^[91]图解的应用实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提出的“分散城市”图解。这个设想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卫星城”，另一个则是“面包圈式”城市，意图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原子战争，缩小打击目标^[92]，形式则是霍华德“社会城市”、“花园城市”图解的直接翻版（图2.3—11）。

图2.3—12　临港新城与“田园城市”圈层布局比较示意图，左图为“田园城市”，右图为临港新城主城区

在临港新城的规划中，“田园城市”的图解原型也得到了直接的应用。临港新城的中心是“滴水湖”，这在“田园城市”则是一个花园、一圈公共建筑和中央公园；临港新城“滴水湖”的围合界面是市政、商贸、公共设施以及密集型住宅混合区，形成了第一个圈层；“田园城市”在中央公园外的第一个圈层是“水晶宫”以及住宅区。显然，两者在第一个圈层布局上有相近之处。

临港新城的第二个圈层是宽度约480米的带形公园，其中点缀着独立的公共建筑用地，有办公、小区级公共设施、学校、医院以及文化娱乐等设施；“田园城市”的第二个圈层为名为“宏伟大街（Grand Avenue）”的带形绿地，绿带中间布置了每所占地4英亩（1.62公顷）的公立学校以及各种派别的教堂^[93]，与临港新城第二圈层的布局方式非常接近。在第三圈层，临港新城与“田园城市”均设置了住宅区，不同的是，住宅组团布局不再采用圈层形态，而是改为放射轴线的组织方式（图2.3—12）。

临港新城的放射结构继续延伸，引导了外围住宅组团的发展，如同设计者对这些组团布局的描述：“按罗盘射线，像‘城市岛’一般围绕圆的中心。”^[94]主要的放射线共有八条，在它们引导的放射组团之间，形成的间隙绿地呈楔形接近第二圈层。这种结构形态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格拉米切勒（Grammichele, Sicily）相似。格拉米切勒建于1693年，用以替代在地震中毁灭的欧其奥拉（Occiola）城^[95]，平面为六边形圈层放射结构，放射线自中心的六边形广场向外围展开，在边缘引导了相应的六个组团，组团为矩形，其间隙形成了楔形绿地（图2.3—13）。

图2.3—13　建于1693年，位于意大利西西里的“理想城市”格拉米切勒（Grammichele, Sicily）城平面图

图片来源：Burke, Gerald. Towns in the mak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Ltd., 1971: 75

图2.3—14　霍华德“社会城市”图解（1898年）

资料来源： （英） 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都市.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扉页3

图2.3—15　德国欧伯普法尔茨地区老城，按霍华德“社会城市”模式组成的新城方案

资料来源： （德） 康拉德·沙尔霍恩，汉斯·施马沙伊特.城市设计基本原理：空间·建筑·城市.陈丽江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34

在城市总体结构上，临港新城主城区与外围三个片区之间的空间关系更像是“卫星城”方式，形态则接近于霍华德的“社会城市”模式（图2.3—14）。“社会城市”图解表达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群（Town-cluster）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心城市与外围的“田园城市”之间依靠铁路连接。临港新城的三个外围片区围绕主城区布局，与主城区之间以放射大道星形连接，其布局形式体现了“社会城市”的形态原则。康拉德·沙尔霍恩（Schalhorn, K）、汉斯·施马沙伊特（Schmalscheidt, H）在《城市设计基本原理：空间·建筑·城市》一书中，展示了一个基于德国欧伯普法尔茨（Oberpfalz）地区，由12个小镇组合为一个3万人口新城的规划方案^[96]，在空间结构上，规划也以霍华德“社会城市”图解作为形态原型，其形态特点则更接近于临港新城（图2.3—15）。

在城市尺度上，根据霍华德的描述，一个“田园城市”的用地规模为6 000英亩（2 430公顷），其中包括5 000英亩（2 025公顷）的农业用地，放射的林荫大道宽度约128米（420英尺），由中央公园等组成的圆形中心区面积略大于61公顷^[97]；而临港新城主城区用地规模约为7 410公顷，三条主要放射轴线大道宽度约180米^[98]（含两侧绿化带），中心圆“滴水湖”的面积约为491公顷，城市规模与尺度远远大于“田园城市”，展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空间形态。

2. “壮丽风格”

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所称的“壮丽风格”（The Grand Manner）^[99]，主要是指16至18世纪的巴洛克城市形态。巴洛克风格改变了中世纪城市不规则的街区与街道，大道、宫廷、巨大的尺度、几何形、外向型的星形规划迎合了君主统治与军队的需要。巴洛克城市的放射形大道通常集中于皇宫或广场，“通常是三条为一组的放射道路群（Trivium）中间一条。……以壮丽风格设计城市，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就是布置对角线大街。而最简单的对角线街道系统就是以三条街道为一组形成的放射道路群—三支道系统”^[100]。从路易十四末期的凡尔赛宫规划，以及1791年朗方（Charles L’Enfant），为华盛顿所作的规划中，可以看出“三支道系统”的构图统治力。形成放射的核心，在前者是一座宫殿，在后者则是一个公园（图2.3—16，图2.3—17，图2.3—18）。

图2.3—16　凡尔赛宫鸟瞰图

图片来源： （美）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37

临港新城的“三支道系统”由三条放射性林荫大道组成，即B2、B3、B4轴线系统，分别向西北、西、北方向延伸，其中，B2形成了直接的对外交通联系，B3、B4则分别引导了两个大型片区。从总体结构上看，B3大道连接了重要的主生产片区，可以被视作“三支道系统”的主要轴线^[101]（图2.3—19）；在主城区一期规划中，B2大道被定义为行政办公发展轴，并从轴线系统中被强调出来（图2.3—20）。不同的功能定义，使临港新城的“三支道系统”具有较为均衡的分量，在形态上形成了更加整体、稳固的成组结构。

“三支道系统”形成了对临港新城空间结构的基本控制。实际上，其放射系统并没有局限于“三支道”，而是基于“罗盘”形成了多个方向上的放射线。这种自核心点由多条道路形成放射的星形形态，被科斯托夫称为“多支道系统”。古典主义时期巴黎的星形广场（Place de L’Etoile，戴高乐广场）便是这种形式，以完整的圆形为核心，向外放射12条大道，形成一个集中的城市标志性节点（图2.3—21）。星形广场完整的放射线系统全面地支配了周边的城市区域，这与临港新城的“多支道系统”不尽相同。

(www.daowen.com)

图2.3—17　路易十四末期法国凡尔赛宫规划中的“三支道系统”

图片来源：Benevolo, Leonardo. Die Geschichte der Stadt.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GmbH, 1983: 718

图2.3—18　从林肯公园俯瞰华盛顿规划的“三支道系统”

图片来源： （美）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08

图2.3—19　临港新城的“三支道系统”，模型，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2005年

在临港新城主城区，由于“滴水湖”位置偏向沿东海和杭州湾交叉处岸线，放射线系统以B1、B5为界限，在“滴水湖”西北侧半圆的辐射面向城区，引导或连接其他片区；东南侧半圆的密集放射结构则朝向海面，在形态上与德国的巴洛克城市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近似。卡尔斯鲁厄的中心区是一个整圆形状，共放射出32条射线，“多支道系统”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侧半圆面向城市，北侧半圆面向皇族狩猎的森林。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半圆形的不同放射结构形态与临港新城具有同一性（图2.3—22，图2.3—23）。

图2.3—20　临港新城的B2轴线在规划中被强调出来，模型，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2005年

图2.3—21　巴黎星形广场

资料来源：Benevolo, Leonardo. Die Geschichte der Stadt.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GmbH, 1983: 856

图2.3—22　德国巴洛克城市卡尔斯鲁厄平面图，1750年

图片来源：Burke, Gerald. Towns in the making. London: Edward Arno（Publishers）Ltd., 1971: 75

图2.3—23　卡尔斯鲁厄半圆形的不同放射区域

图片来源： （美）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88

综上所述，临港新城的放射结构设计运用了不同形式的原型，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以“三支道系统”为主体结构；二是形成了“多支道系统”；三是“多支道系统”射线分别以半圆形态控制城区与环境空间（图2.3—24）。

图2.3—24　临港新城与其他放射形态的比较

放射结构将城市空间聚焦于一个核心，对于临港新城，这个核心点位于大型的“滴水湖”中心。为了强化放射结构的方向性，设计采取了三种主要方式，这三种方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壮丽风格”的原型特点。

第一种方式是强化主要轴线。临港新城“三支道系统”中的每条大道红线宽度均为100米，多排的树木种植使轴线成为林荫大道，加强了大道的方向性（图2.3—25）。显然，这种如同巴洛克城市的宽广林荫大道，被看作是“巴洛克城市最重要的象征和主体”^[102]，体现了“壮丽风格”的构成要素特点。

图2.3—25　临港新城B2轴线林荫大道，模型，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2005年

图2.3—26　“滴水湖”中的湖心塔，规划模型，2005年

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

图2.3—27　圣彼得广场中心的方尖碑实景，1987年

第二种方式是建立几何中心标识物。规划在“滴水湖”圆心点设置了一个塔形构筑物，为来自不同方向的放射线建立了对景标识点（图2.3—26）。类似方尖碑在巴洛克城市空间中所起的作用，临港新城的湖心塔成为空间几何中心的重要元素。著名的圣彼得广场（Piazza di San Pietro）是具有代表性的巴洛克广场，由前后布局的三个广场组成。方尖碑位于当中的奥博利卡广场（Piazza Obliqua），作为设立体限定了广场空间，并成为大教堂轴线空间序列的对景点（图2.3—27）。

第三种方式是设立对景标志物。临港新城规划在B2林荫大道的尽端布置了一个双塔形建筑，建筑位于“滴水湖”畔的“商务岛”上，如同一个凯旋门，成为整个新城的制高标志物（图2.3—28）。在巴洛克城市中，标志物和纪念物是轴线大道对景的主要元素，如：凯旋门、雕塑、纪念柱等。典型的实例如以上提及的巴黎星形广场，设立于广场中心的凯旋门除限定了广场空间外，还成为香榭丽舍轴线大道（Avennue des Champs-Elysees）的重要对景节点，并与建于1972年的新凯旋门互为对景，成为城市的标志与象征（图2.3—29）。

同时体现上述第二、三种方式的形态原型，如位于罗马北部的波波洛广场（Piazza del Popolo），广场由两个相对的半圆（中间为方形）组成，广场正中的方尖碑聚焦了放射的“三支道系统”；处于广场界面上的双子教堂（San Maria del Miracoli, San Maria di Montesanto）则“像一座凯旋门，提高了广场空间的封闭性，强化了空间转换的戏剧效果”^[103]（图2.3—30，图2.3—31）。借由上述分析表明，在为圈层放射形态建立了显著方向性的同时，临港新城主城区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壮丽风格”城市的原型特征。

图2.3—28　主城区B2轴线大道的标志性建筑节点模型，2005年

作者摄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CIHAF2005中国住交会”展厅

图2.3—29　巴黎凯旋门与香榭丽舍大道

图片来源：Benevolo, Leonardo. Die Geschichte der Stadt.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Verlag GmbH, 1983: 847

图2.3—30　波波洛广场平面图

图片来源： （美）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37

图2.3—31　波波洛广场透视图

图片来源： （美） 埃德蒙·N·培根.城市设计（修订版）. 黄富厢，朱琪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