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形态，特别是郊区城镇形态具有直接关联的理论体系是霍华德“田园城市”及其他的新城规划理论。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经济与城市化发展，城市问题顿显尖锐，使人们将目光投向郊区。“田园城市”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成为20世纪在城市规划领域的里程碑，并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建立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模式，倡导了一种社会改革：“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61]如果说“田园城市”还具有传统城市印记的话，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明城市（Radiant City）”则是在形式美学等方面对传统的激进排斥，其反城市的思想表现为对郊区生活的追求与对工业城市的厌恶^[62]，这也是二战前及之后十几年西方规划思想以乌托邦综合（Utopian Comprehensiveness）与反城市美学（Anti-urban Aestheticism）形成主流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个时期围绕郊区新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还有赖特（F.L. Wright）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嘎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Industrial City）以及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Linear City）等规划思想，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市设计的乌托邦理想模式。

出于政治兴趣，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在1929年提出“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理论，“是想通过社区中心来恢复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活力”^[63]。有了这个中心，一个400米的步行圈便能得以确定，邻里单位也就形成了。邻里及其社区中心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者引入了他们的宪章^[64]，此外，“新城市主义”还在区域、邻里、街区等不同尺度上对于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设想，并以这些理论指导了大量的实践。本杰明·福尔基（Benjamin Forgey）认为“新城市主义”是“至少30年间在美国所看到的一系列城市改革运动中最贴近人的一种思想”^[65]，同时，它也在关于城市紧缩性的讨论中被视作具有解决紧凑性问题的方案之一^[66]。但这种思想的实践也因市场功利化与“新传统主义”的审美观而招致批评，“它对社区形象缺乏考虑，并硬行强加地制造出千篇一律的居住区。大多数项目都故意提供难以负担的房价从而将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67]。科斯托夫也将安德勒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与伊丽莎白·普拉特赞伯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设计的海滨镇形态描述为“一种被田园城市运动民俗化了的巴洛克美学”^[68]。尽管如此，“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在城镇邻里、中心与边界等方面对不同地区的新城镇建设形成了重要影响。(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城市学科的实践性，它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重中之重是发展一个好的实践性理论来改善它。”^[69]伴随着实践，从“田园城市”到“新城市主义”，不仅反映了这些理论的发展对于城市规划的探索，同时，也为郊区城镇的结构与空间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并指导了新城建设的进一步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