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城市产生的同时就有了郊区，从18世纪郊区化概念在英国伦敦形成^[1]之后，郊区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摆脱拥挤、混乱和瘟疫的选择。随着小汽车和高速公路的发展，郊区化形成了放任式的增长，并起到反城市的作用^[2]。同时，作为其另一面的城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在西欧、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城镇化水平基本上已超过70%，其中，在最早进行城镇化的英国，城镇化水平在18世纪中叶就达到了约25%，19世纪末达到了72.05%，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89.1%；美国的城镇化则经历了四个阶段，水平也从19世纪初的7.3%增长到20世纪70～90年代的约72%^[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镇化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90年代后，年均城镇化率超过1%，目前城镇化水平已超过40%，并预计在2020年末达到66.1%，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在人均收入超过1 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30%时，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因此，“未来的二十年正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4]（图1.1）。

图1.1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1980—2002）

图片来源：仇保兴.和谐与创新—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危机与对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郊区城镇发展模式以及规划与设计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然而，面对增长迅速的城镇化水平，单一与简单化的城镇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同时，环境、能源的危机以及技术革命对城镇空间带来的影响等因素，使城镇建设体现出复杂、多元、多样化的特征。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城市形态也面临危机：空间结构与尺度的丧失^[5]。不仅如此，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形态的危机与问题还表现在理论研究滞后、规划过程简单、设计方法粗糙，以及文化失语等方面^[6]。城市形态的形成过程，是“具有积累性的，不论是好或者坏，都会留给下一代和未来的居民”^[7]。危机与问题的存在，将对城镇化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www.daowen.com)

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也使城镇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面临机遇与挑战。21世纪初，上海市编制了以实现“十五”计划为目标的城市总体规划，其中，在城镇体系规划中明确了郊区城镇的发展思路，并提出以10个中心镇作为建设试点。这个被称为“一城九镇”的试点规划，涉及上海郊区的10个区县，因规模庞大、建设同步、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设计背景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中也无先例。从2001年至今，“一城九镇”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建设，其中个别城镇已部分建成。

从1898年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田园城市”（The Garden City）理论开始，英国建设了莱奇沃思（Letchworth）和韦尔温（Welwyn）等第一代卫星城，20世纪40至70年代，沿承“田园城市”的思想，又开展了“新城运动”（New Town Movement），相继建设了哈罗（Harlow）、伦肯（Runcon）以及米而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等新城，在郊区城镇建设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在美国，早期的实践有“雷德朋（Radburn）”、“绿带城（Greenbelt）”“绿谷城（Greenhill）”等；在经历过度、无序蔓延的城镇化阶段之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8]思潮，建设了如佛罗里达州“海滨镇（Seaside）”等小城镇。欧洲其他西方国家也各自进行了郊区城镇的实践，如法国、荷兰建设了大量的卫星城镇，德国发展了小城镇群，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后，在柏林郊区建设了如凯西施戴克费尔德（Kirchsteigfeld）、法肯霍埃（Falkenhöhe）等小城镇^[9]。这些实践活动都成为郊区城镇规划、城市设计理论的研究实例，并指导了大量的建设实践，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城九镇”试点将会对上海郊区城镇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新城镇城市设计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实例研究对象，本书的研究也由此缘起。

“城市设计的主角是广场、街道以及构成我们城镇及城市公共空间界面的建筑物……”^[10]虽然参与试点的10个城镇建设进度与周期不尽相同，且多数还处于建设过程中，但以城市设计的视角，从它们形成的设计中观察、探讨并研究这些新城镇的空间结构、广场、街道等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设计创作规律，对于“一城九镇”本身以及今后新建城镇的城市设计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论题的内容既反映了对实例城镇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调研，又包含了对新建城镇城市设计方法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