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因素结果讨论

（1）个体因素层面。

①人口统计学特征。

女性教师比男性教师参与了更多频次的学术交流方式。从表5-30可以发现，性别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总频度、学术商业化、新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教师参与学术交流的频度呈显著负影响，也就是说，在参与学术交流这类产学合作方式上，女性教师比男性教师参与得更多，而且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从绝对值来看，21位女性教师平均每人参与学术交流的频度为7.81次，83位男性教师的人均频度为6.13次，而在其他方式的频度，均是男性高于女性。可能是因为学术交流合作方式更适合女性，这类合作方式与产业界的紧密度较低，不管是在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都要比其他三类方式少，所以女性教师在选择产学合作方式上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此类方式。

年龄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学术商业化的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如前文文献综述所说，年龄往往意味着资历，年龄较大的教师其社会网络也广，这显然有助于教师拓宽产学合作的方式。而学术商业化的方式不仅需要教师有技术，而且需要教师有一定的商业意识和管理经验，年长的教师可能更具备这些非技术能力。

②动机。

研究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从访谈中发现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动机之一是促进自己的研究，多位老师谈到从产学合作中可以解决科学问题，提炼学术成果，从而发表论文，但是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研究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促进研究并非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动机，而是参与产学合作带来的结果。而且从与产业界合作的实际中会发现，产业界的技术需求水平往往低于高校研究，所以很难说高校教师是为了促进研究而去参与产学合作的。

资金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新技术研发的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访谈中了解到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因为国内纵向课题资助的经费不多，而且使用要求严格，教师为促进研究和培养学生，需要从别的渠道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参与产学合作就是其中之一。这首先体现在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上，教师需要从更多不同的渠道去获得科研经费。其次体现在参与新技术研发的频度上，因为从新技术研发的具体方式来看，主要是联合研究，一般方式是企业投钱，教师投入人力研发技术，所以教师可以在技术未研发前就拿到企业经费，而学术商业化一般是技术成型后的转移，那么在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教师独自投入经费，比起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学术交流方式，新技术研发方式的资金会更多、合作时间会更长，教师不需要在短时间内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所以一般教师为获得更多的科研资金，多会选择新技术研发方式。

荣誉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教师为获得更多的声誉，多会选择参加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因为这种合作方式技术要求不高、时间短、频度高、接触的人多，对教师在短时间内提升社会知名度最为合适。

学生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虽然访谈中有的教师谈到参与产学合作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学生的培养和发展，但是从数据统计分析看，教师为了学生而去参加产学合作在统计上不显著，跟研究动机类似，促进学生发展应该是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带来的好处，而并非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初始动机之一。

社会责任动机在所有动机中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影响最为显著。从统计分析结果看，社会责任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总频度、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以及学术交流的频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很多高校教师认为参与产学合作是高校和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从具体的社会动机题项中可以发现，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是为了将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去、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以及践行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等。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校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因而，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和教师社会责任意识可能对促进大学更多地参与产学合作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兴趣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广度呈显著负向影响。统计分析发现，教师对产学合作越没有兴趣，参与的广度却越广，但是对参与的频度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教师越是没有兴趣，就越不会专注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合作方式，而会去尝试并挑战各种方式，以获得其中的乐趣。

③人力资本。

学术职称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的频度有显著正影响。这一实证研究结果与实证文献的结论和访谈的结果较为一致。一般已经获得正高级职称的教师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所以会有更多的意愿、能力和时间去参与产学合作，而副高级或中级职称的教师还存在晋升压力，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具体方式来看，这些方式多是基于技术的指导和服务，这些合作的开展需要教师有很多技术的积累和经验，从企业角度来说，一般倾向于与有更高职称的教师合作，因为职称高，意味着教师的资历和经验更为丰富，所以职称高的教师也会参与更多的技术服务和人员交流的合作方式。

学生时代训练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和学术交流方式的频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文献指出学生时代的训练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正向关系，但是从本研究的统计分析发现，学生时代的训练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呈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教师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有关产学合作的训练越多，在他成为教师之后参与的产学合作活动就越少。但是按照一般的因果关系认为，教师在学生时代接受过产学合作训练，会为其在成为教师后开展产学合作积累经验，这就促使我们思考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或产学合作训练的内容和方式的适切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教师在学生时代接触过产学合作后，认为这对学术进步没有太大的作用，在成为教师后就不会像那些没有学生时代训练的教师那样选择尝试开展产学合作。

产学合作经验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教师的产学合作经验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本研究的实证则发现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产学合作方式不同，所得到的经验也是有差异的，在一类产学合作方式得到的经验对参加另一类产学合作没有经验指导。还有可能是产学合作产生了负面的经验，反而会对教师今后参与产学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资本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和学术交流的频度呈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国外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一致，社会资本越多的教师参与产学合作也越多。而且社会资本对教师参与学术交流呈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学术交流的具体方式是建立在与产业界较为熟悉的关系基础之上的。

④学术研究。

SCI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术研究和产学合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相互促进还是相互矛盾？从本书的实证研究发现，教师发表的SCI数量越多，其参与产学合作的方式种类越多，这可能是因为SCI数量代表了教师的研究能力，而企业也往往会找研究能力强的教师开展合作。但是SCI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频度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教师参与的产学合作种类虽然很多，但是可能往往是一次性的，并没有形成持续的合作。但从教师角度看，就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教师在参加了一次产学合作后，对这类方式并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的想法，或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等。

专利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专利越多的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频度也越多，而且对参与学术商业化的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学术商业化的几个具体方式都与专利有关。并且专利数量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因为这些活动多建立在已经研究的成果或技术之上，而专利也是成果的主要标志之一，所以专利越多也代表了教师的成果、技术越多，越有利于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

总研究资金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呈显著负向影响。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论证了教师总研究资金与其产学合作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本研究则实证发现教师的总研究资金只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有影响，而且是显著负向影响，对其参与产学合作的频度没有显著影响。从访谈中可以找到部分原因，有的老师提到参与产学合作是因为目前的研究缺少资金，如果资金足够，他们是不会参与产学合作的，所以，教师总研究资金越多的话，他们参与产学合作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为了获得较少的资金就不会参与很多种类的产学合作，只会选择几种已经熟悉的方式开展合作。

总研究资金中产业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与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呈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一般的认识较为一致，教师的研究资金中来自产业界的资金越多，说明教师参与了更多的产学合作活动，而且就四种产学合作方式而言，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是带来产业界资金最快的一种方式，所以产业资金占比越高，教师可能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活动就越多。

总研究资金中政府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呈显著正向影响。因为政府的研究资金往往以项目或基金的形式申请，而项目或基金的申请一般都需要学术同行的评议，来自政府的资金越多，说明教师的研究能力得到了学术同行的认可，对于企业来说更愿意找学术能力强的老师开展合作。另一方面，因为教师获得了较多的政府基金，就不会花更多的精力通过产学合作来获取研究资金，如果要参与，也会参与一些投入时间短、收益较快的产学合作，所以教师个人研究资金中政府资金占比越多的教师会更多选择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这一方式。

产学合作时间占比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学术商业化的频度呈显著正向影响。显然，教师在产学合作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其参与产学合作自然会更广更多，但是没有对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有显著影响，只对学术商业化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与新技术研发这种方式相比，学术商业化是对已经有的技术的市场化，而不是研发新技术，所以学术商业化对学术研究是很少产生贡献的，但是新技术研发本身就是从无到有的研究，只是这种研究可能偏向应用和市场，但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会比学术商业化方式更多，所以有的教师并不完全将花在新技术研发方式上的时间纯粹认为是产学合作时间，因而可能会产生产学合作时间相对变少的情况，这就有可能造成产学合作时间占比与新技术研发方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与其他两种方式相比，学术商业化确实需要投入更多和更长的时间。

（2）院系层面因素层面。

①学科。学科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学术商业化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一般认为，工程学科的教师比理农医学科的教师会参与更多的产学合作。本书的实证研究也论证了这一一般认识，工科的教师比其他学科门类的教师参与了更多种类的产学合作。而且参与学术商业化的频度也较其他学科门类高，因为工程学科本来就跟工业生产联系得更为紧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可能性较其他学科门类更高。

②跨组织工作。跨组织工作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国外的实证研究发现，教师如果在另外一个机构同时有工作，对其参与产学合作起正向显著影响，但是该结论在本书中并未得到证实。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国内教师有跨组织工作，但是多为兼职，并未像国外教师那样深入参与到企业的研究中，所以未起到显著的影响。(www.daowen.com)

③院系环境。

所在院系领导支持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的产学合作呈显著正向影响。从访谈中发现，院系的领导一般也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为保持院系的学术竞争力，需要教师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而这往往意味着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时间会减少，但是另一方面，院系要保持一定比例的经费增长，而纵向经费总是有限和不确定的，所以又需要教师从横向中获得更多的经费，而这又意味着教师需要参与更多的产学合作，如何在这两端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院系领导的困惑。所以，院系领导支持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同时希望教师们最好参与那些时间短、资金入账快的产学合作，所以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会更受领导青睐，而其他的方式则尽量不鼓励参与。

所在院系领导参与、所在院系同事参与分别对教师参与学术商业化呈显著负向、正向影响。首先，所在院系领导参与和同事参与只对教师参与学术商业化有显著影响，是因为这类方式与其他方式相比程序更为复杂，而且需要更多的非技术管理和商业技能，所以领导和同事的经验对教师非常重要。其次，虽然院系领导一般也是学术卓著，但是作为领导，与所在院系教师参与到同样性质的事情中来，往往会对一般教师产生压力，所以领导参与的时候，教师多选择回避，而同事的参与则会产生积极正面的鼓励。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一般主张院系领导支持但不实际参与产学合作，尽量不给院系教师带来压力。

指导的硕博生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教师指导的硕博士生数量是唯一一个对所有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说明指导的学生数量对教师选择合作方式和决定参与的程度都有重要影响。在个人动机的实证研究中已经发现，资金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影响，构成资金动机因子的其中一个题项就是为培养学生提供更多的资金，访谈中多数教师也提到参与产学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培养学生，壮大研究队伍，从而进一步推进研究。所以，一位教师招收的硕博士生数量越多，就越有动机去参与更多的产学合作。

④院系研究能力和研究经费。

所在院系教师规模、所在院系研究总资金、所在院系总资金中产业资金占比、所在院系政府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即使受到影响，也是受到领导、同事等个体的影响，与院系教师规模大小、研究经费等没有关系。

所在院系人均SCI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所在院系人均SCI数量代表了所在院系的学术能力，而企业一般只大致知道某个学校的相关学科的实力，但是对具体教师则不会很熟悉，所以在寻找学校教师开展产学合作时一般先找此领域研究实力强的学科或院系，再去确定具体的教师，所以所在院系研究能力强，对个体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正向影响。

所在学科全国实力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所在学科省内实力和区域实力均不产生显著影响。这三个题项的实证结果说明，只有学科实力在全国范围内较强，才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来越少，企业总是愿意寻求全国范围内最有实力的学科合作，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企业面临的不是地方市场，也不是地方竞争，而是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和竞争，所以必须尽可能选择更有实力的学科和教师合作。而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的频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则是因为这种方式的便捷性和流动性较强，适合全国范围内的合作。

（3）学校层面因素层面。

①大学分类。大学分类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本书选取的样本均为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所以研究实力都较强，而且教师在选择所在高校所属类别时选择了理工为主型或综合型大学，均为理工科高校，因而即使有分类，大学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影响。这与本书的样本选择有很大关系。

②大学产学合作环境。

大学产学合作氛围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测量大学产学合作氛围的题项看，这些题项侧重于氛围的营造，所以会对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这类不需要太多学校政策支持的活动起到最为明显的作用，而学术商业化和新技术研发则不仅需要氛围的营造，更需要实质性服务的跟进。

大学产学合作收益分成政策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总频度与技术服务和人流动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如前文个人层面因素分析中发现资金动机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影响，如果教师在与大学产学合作收益分成中获得的比例越高，必然会使教师倾向于参与更多的产学合作活动。

大学业绩评价政策对教师产学合作的总频度、新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学术交流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业绩评价政策主要是指产学合作在教师的考评和职称晋升中的作用，从实证研究发现产学合作在教师考评和职称晋升中的作用越重要，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就越多，与访谈的结果一致。但从其得分值来看，平均得分只有3.4分，说明目前我国高校仍然并不重视产学合作在教师考评和职称晋升中的作用。如果要进一步推进产学合作，需改进这种评价。

大学技术转让程序对教师参与新技术研发有显著负向影响。大学技术转让程序的测量题项主要是针对教师开展学术商业化方式的程序，但是大学技术转让程序对教师参与学术商业化方式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反而对其参与新技术研发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目前实际看，大学技术转让程序确实比较复杂，其平均得分只有3.8分，这会直接导致教师在产学合作中尽量减少采用技术转让这种方式，而采取技术联合开发、合作研究等方式，所以当技术转让程序越简单，教师就可能选择学术商业化方式，而减少选择新技术研发方式。

③大学研究能力和研究经费。

大学年人均SCI数量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大学SCI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所学校的研究能力，但是大学整体的研究能力对教师个体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术能力强的大学为维护大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需要教师产出更多文章，以保持和提升学校学术能力，而不是参与产学合作，所以大学的学术能力越强并不意味着教师会参与更多的产学合作，反而可能是相反的。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在寻找具体的合作对象时更关注的是学科和教师的研究能力，而不是学校整体的研究能力，因为通常存在学校整体研究能力很强但是某个学科较弱的情况，所以企业也不会单凭学校的整体实力来选择，还是要具体到学科和教师的能力。

大学在全国实力对教师参与学术交流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在所在省实力和所在区域实力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这个实证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面的发现，大学在全国的实力只对教师参与学术交流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和其他方式都没有显著影响。因为从现实来看，学术交流在重视学科实力的同时，也较为看重所在学校的品牌实力。而前文关于学科实力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影响的解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只有大学在全国的实力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有显著影响。

大学总研究资金、大学政府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大学总经费较多，而且已经从政府获得了足够的经费，使教师不用再通过产学合作的方式获取经费，所以从各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中也可以发现，回归系数虽然都不显著，但不是负值，值很小。

大学总研究资金中产业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学术商业化、新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国外的实证研究较为一致，一般发现大学总研究资金来自产业界的资金比重越高，说明这所大学对产业的依赖度更强，对产学合作的态度也更为开放，所以更可能倾向于支持教师参与产学合作。但是在院系层面发现，院系总研究资金中产业资金占比对教师参与产学合作没有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校的院系对教师的影响力较小，主要是学校政策在对教师起作用，所以在考虑产学合作政策时，更应该关注学校层面的政策。

2）教师参与产学合作与教师收益间的关系研究

（1）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广度对其获取各类收益呈显著正向影响。因为不同的产学合作方式总会带来不同的收益，所以教师参与的产学合作方式越多，更可能带来各种不同的收益。

（2）教师参与学术商业化对其获取各类产学合作收益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学术商业化的方式被教师采用的较少、参与的次数也较少，所以对其获取最后的收益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这类方式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教师参与产学合作和获取相关利益的主要方式，也证明是有效可行的方式。所以，我国要推进产学合作，需要进一步重视这类方式的推广。

（3）教师参与新技术研发对其获取资金利益和总收益呈显著正向影响。从个人层面因素分析可以发现，个人资金动机对教师参与新技术研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此处也证实了教师通过参与新技术研发来获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4）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对其获得研究收益、荣誉收益和总收益呈显著正向影响。个人层面因素也已经证明个人荣誉动机对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处也证明了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和人才流动可以给教师带来荣誉收益，另外还可以带来研究收益，可能是因为这种知识交流方式可以为教师带来研究的灵感，从而促进研究。

（5）教师参与学术交流对其获取各类收益没有显著影响。因为从学术交流的具体方式来看，在知识流动上主要是教师向产业界的流动，所以很难从产业界获得显著的研究收益。虽然参与学术交流对教师获取荣誉收益有正影响，但是回归系数只有0.006，也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社会荣誉和学术荣誉的提升并不是靠交流就能带来的，还需靠真才实学。最后，从学术交流方式的几种具体方式上看，显然很难给教师带来显著的资金收益，回归系数也是负数，但并不显著，说明教师参与学术交流还有可能花费原有的科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