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通过专利许可、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创办衍生公司、创建大学科学园等形式，其“直接贡献经济发展”的角色日渐明晰重要，这也开始逐渐改变大学的使命和研究性质。除了“教学”“研究”职能之外，大学又被赋予了“社会服务”的第三职能，大学从事的研究也从以基础研究为重转向同时关注应用研究和具体技术创新问题（Bruneel，D'Este&Salter 2010），暂且称之为“大学的创业转型”。

对于大学角色和功能的转变，有的学者持赞赏支持的态度。Armstrong（1991）认为大学作为一个受政府资金资助的公共组织，与其他公共组织没有差异，也需要为增进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因而在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大学就应该承担起这些任务，作为其重要的使命之一。Smith（1990）认为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研究没有必要以不计民用回报的军事研究为首要任务，而大学要获得更多的来自纳税人的财政研究资助，其研究就应该对经济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Rosenberg&Nelson（1994）则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认为从赠地学院开始，美国大学就埋下了“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基因，只是随着行业技术和学科基础的成熟，学科才逐渐“学术化”和“制度化”，与应用研究渐行渐远，到了二战后应用研究被排除在大学研究之外。因而，20世纪80年代应用研究和为地方经济服务出现在大学中是“回归”，而不是“新职能”的出现。而且“研究的线性模式”在现实面前被逐渐抛弃，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并不是完全二分的，很多号称为基础研究的项目资助都有明确的应用目的（Rosenberg&Nelson 1994；Slaughter 1993）。也有学者更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来概括、阐释和解读这些现象，例如Etzkowitz&Leydesdorff（2000）的“创业型大学”“三螺旋理论”，Gibbons et al.（1994）的“Mode 2知识生产模式”，Ziman（2002）的“后学院科学”等，这些理论认为随着知识方式的转变和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学应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走出象牙塔，去适应这些变化，更多地承担起社会发展的责任，参与到更多的应用研究中来。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大学参与产学合作对大学的传统职能带来了挑战（Lerner 2004）。他们认为，传统大学应该进行公共性的研究，向学术团体和学生传播知识，并通过培养的学生向企业间接转移技术和知识，而不是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和具体技术创新中去（Carayannis et al.1998）。Nelson（2004）也认为，大学是公共科学利益（public commons of science）的代表，其科学研究成果应该作为公共科学的一部分，向所有的社会群体公布，而大学专注于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则会导致其推迟甚至不公开研究成果，将弱化其作为“开放科学”机构的性质。不断增加的产业和学术间的合作，也会使得公共科学（Public Science）和私人科学（Private Science）之间业已存在的人力资源界限日益模糊，学术研究人员越来越像企业研究人员，他们会被要求从他们擅长的非功利性研究领域转向为企业的短期利益服务（Feller 1990；Nelson 2004；Rosenberg&Nelson 1994）。而且Feller（1990），Feller，Ailes&Roessner（2002）认为加速“研究的私有化”反而可能会降低技术创新的速度。因为与企业的合作会使得大学限制教师将研究成果向社会公开，而只向特定的企业公开，这也就降低了科研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接受检验并得到进一步改进的可能性，从整体来看会降低社会的技术创新速度。因而，从长远来看，政府和大学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会以满足产业的短期利益而牺牲科学知识积累的长期利益为代价（Pavitt 2001）。Slaughter&Leslie（1997），Slaughter（2004）则专门使用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来描述学术界参与到产业界的商业利益动机。(www.daowen.com)

从上面陈述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对大学的“第三职能”仍然存在不一样的观点，有的学者基于大学的公共组织性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逐渐融合趋势等对大学参与产学合作积极支持；也有学者对大学过于投入于“第三职能”而导致大学“变质”提出了担忧，因而，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大学“该不该”承担第三职能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稍稍观察一下当代大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无论是被称为创业型大学典范的MIT、斯坦福，还是被形容为仍然坚守着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的哈佛、耶鲁，都已经开始或深入涉足“第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