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到20世纪，“Type”一词经历了词义上的转换，由此可见建筑从有机生成到产品生产的转变历程。到20世纪，柯布西耶所使用的“实物—类型”^[26]（Objecttype）与其起源相比已经面目大变。

受形态学启发，“类型”原来指的是事物内部的经济性——类似动物经济性中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建筑中对类型概念的第一次定义是昆西^[27]提出的。昆西在《建筑辞书》（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Architecture，1832）中提出，类型并不是模式、式样、铸模、图样这些用于重复的样板，而是一种“先前存在的胚胎”，一种“想象性的模式”，它只是代表完全去复制或模仿一事物的意欲，而不是相同形象。在昆西看来，类型并不是源自一般体系。它是一种原初基质，一种原型。类型作为一种内核，物体以适用的形式发展和变化，形成诸多形式的共存与自我协调。通过对模式与类型的对比，他进一步阐述道：“模式，如同一个艺术家在实际实施中所了解的，是一个应该依之而被重复的对象。相反，类型是一个目的，模仿它，每一个艺术家都可以构想出并非完全相像的作品。”^[28]因此，对昆西来说，类型并不意味着事物形象的抄袭、模仿或者单一形象的大批量复制，而是意味着通过对观念和内核的理解把握，类似于DNA一样，形成模式生长的法则，同一个内核根据不同的生长环境充满了可能性与有机性的变异。

“类型”（Type）的概念经由部雷、勒杜的传递，在迪朗那里获得了一种清晰度、实操性，但同时也丢失了原有的可能性。同时，迪朗还借鉴了洛吉耶长老对于构图程序的条理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迪朗图构系统（Formalisation System）。迪朗认为，经济性跟规则性、对称和简洁有关，因此迪朗图构系统的基本模式就是以轴线为骨架，对结构的基本单元对称布置。迪朗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学提纲更为清晰地介绍了图构的程序：通过图解将建筑结构与空间抽象化为轴线，以骨架化的形式一步步研究推敲建筑墙体及内部组成（Composition）。类型的定义是一种基于网格、不同功能、用途的空间格局中轴线定式之间联系的编码亚系统。在《理工学院建筑讲座概要》一书中，迪朗声称：“一座建筑越是对称、规则、简洁，就造价越低”。因此，迪朗图构系统的每一种模式都是对称的，在概念上尽量简洁。为了建筑的节制和效率，迪朗认为公民建筑应当隐含着科学的严格以及工程学的高效两者的集中。在这里，类型的原则转变为舍弃特例，寻求常例，并开始与现代的标准化形式暗通款曲。当这一思想与工业化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出“标准化”这一概念。

图6-03：左图：迪朗图构系统；右图：图构的程序^[29](www.daowen.com)

除了形态学，标准化的概念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机械的参考。水晶宫的修建就是这一思想典型的例子：水晶宫的建设速度达到了惊人的9个月完成9.3公顷的土地建设面积；此外，它大量模数化的预制构件，也意味着精确的机器美学；以及标准化构件的工业装配，意味着新建筑支持复制的技术美学。由此，新建筑从机器中得到启示：认为建筑之美应来自精确化和标准化，来自机械过程中的逻辑对和谐的部件及其整体的创造，那么，以此类推，建筑同样也可以成为机器美学的产物，通过部件的精确、标准构件的大批量生产，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迅速回应而成为现代社会建筑的合理选择。

标准化在美国内战时期发明，通过DIN^[30]的推动，后来渗入建筑中。为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理性形象所吸引，美国风运动（Amerikanismus）于20世纪初的德国悄悄出现，作为标准化的代表，“泰勒主义”以及“福特主义”的理论被引入德国。福特主义其实是泰勒主义的延伸。福特主义描述了基于工业化、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也被描述为“以批量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模式：使用专用机械和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制造标准化产品”。尽管福特主义最初只是应用于汽车行业来提高生产力，既然房子被认为和一部汽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制造过程，包括建筑。通过专门的工具将复杂的任务分解成更简单的任务，更简单的任务创建了可以互换的部件，每次可以使用相同的部件。制造上的灵活性适应，创建了一个可以改变其组成部件以满足正在组装的产品需求的装配线。而为了适应这种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机器、车辆、建筑、家具等都需要采取几何的形态。

受以上因素影响，穆特修斯、贝伦斯等倡导趋向于标准化的风格将是未来建筑的特征，他们认为从艺术性的个人主义到创造典型是工业生产条件下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建筑艺术实用性极强，其社会功能又比较特殊，因此更需要成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钥匙。对典型的趋向摒弃了事物的特殊性，而使用和生产逐步改善的一个是“Product Object（产品实物）”；另一个是“Tectonic Object（构筑实物）”，它是建筑语言中不可再还原的建筑要素。

因此，建筑开始从工业中再次汲取灵感。1913年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年鉴以大篇幅介绍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作业流水线，希望能为德国的设计带来标准化和批量生产的思想启发。而“一战”后，泰勒主义最有力的推动者——格罗皮乌斯的朋友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1885—1957），也是后来的柏林市政建筑师，于1918年出版了《现代建筑业务》（Neue Bauwirtschaft）一书，推广美国的建筑方法和业务范式。特别是1923年，随着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的自传被译成德文，福特主义的讨论便在德国呈现出席卷之势。例如，受“美国风”运动的影响，格罗皮乌斯开始强调技术与大批量生产相结合的道路。1923年，格罗皮乌斯更加注重实用主义的调整——将艺术与实业进行结合。乌托邦的想象和理论探索被搁置，格罗皮乌斯于这一时期进行了“艺术与技术：一个全新的整合体”的讲座，试图建构逻辑思考，同时将艺术和技术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