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到19世纪，受启蒙主义的影响，建筑开始关注社会的起源，并且强调要面对和回应社会的首要需要。对于当时的革命性建筑师来说，建筑就是对文明渴慕的宣言。在对文明追求的漫长过程中，实用性在两个维度上都巩固着自己：物质性的维度和道德的维度。部雷与其弟子迪朗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具有革命和人文思想的建筑师，他们认为建筑应具有深刻集体价值和公共精神，建筑就是用石头书写的公民教育。这种思想被迪朗发展成为一种“建筑的基本构成与道德维度”并存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性”的概念。

经济性概念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最初发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生命科学。早期的生物研究中，亨利·米尔恩-爱德华兹（Henri Milne-Edwards，1800—1885）谈到自然界的经济法则时，就曾认为自然界在创造新器官的时候并非与其功能一一对应，而是往往利用某种“通用设计”来适应特殊功能，甚至有时候还会将已经特异化的器官转作他用。但是，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这个词在建筑理论中的地位并不重要。通过对“经济性”这一概念的借用，迪朗将部雷的简洁的几何形建筑类型化，并赋予确定的社会道德内涵，并将之发展成为系统的“国家公民建筑”（Architecture Civique）思想，集中表现在1801年的《古代与现代各种建筑的图录与比较》（Recueil et parallèle des édifices de tout genre，anciens et modernes，1801）与1802—1805年的《理工学院建筑讲座概要》（Précis des leçons d'architecture données a 1'École royale polytechnique，1802—1805）两本书中。特别是在后一书中，迪朗将巴黎的先贤祠斥为“一个投资18000英镑的拥挤空间”，与自己提出的“造价在9000英镑，但是可以显得巨大和宏伟”的设计相比对，批驳了建筑中的浪费和浮夸。

正如对于科学家们来说，生物的经济性概念指的既是不可见的机能和身体循环秩序，也是肉眼可见的器官外貌的秩序。在给出了自己的目的性之后，迪朗就开始对典型空间中的建造要素、基本构成进行类型化。在部雷那里严格的几何已经转化成为秩序；而迪朗进一步将以往的风格进行意义的剥离，风格成为一种纯形式语言，只要它足够简洁，足够节省人力与金钱的成本。这种在建筑的基本构成上的概念以及形式上的简洁发展成为各种建筑项目的类型化，迪朗为了他心中的理想社会继续设计各种必需的新型建筑：大学、剧场、博物馆、医院、收容所、监狱、裁决处等。可以看出，与工程师们相比，迪朗所代表的革命建筑师们更为关注实用性的道德维度。他们认为，没有道德维度就无法将建筑同房屋区别开来。诚然，一种新的国家类型需要对应的新建筑类型。然而，类型只是一种一般性公式，一种实用性的物质体现。只有伴随性格一起出现时，类型才可获得它真正的尊严。(www.daowen.com)

因此，在启蒙的建筑文化中，经济性远远不止成本控制的问题，经济性同时指向：一件作品必须在用料、施工方式上，也是经济的。通过这种转译，经济性原理得以通过更细的支撑、整体设计的简洁性，被翻译成为空间术语，成为现代审美情感转化的一部分。

对迪朗“经济”概念的曲解出现在弗里德里希·奥丁根-瓦勒施泰因（Friderich Oettingen-Wallerstein，1793—1842）所写的《关于房屋经济原理》（Uber die Grundsatzeder Bau-Oekonomie，1835）中。在这本书中，它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的持久性原则不再有效，而廉价地限定了使用年限的建筑，可能更为经济。这种注重效益，对早期建筑理论中的坚固持久持否定态度的功利主义思想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