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这种奇异的物质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透明、清洁且光滑。由于这些特质，自17世纪开始，玻璃，就包含着一种道德和伦理上的健康、卫生的暗喻和训诫；而玻璃的透明性更隐喻了一个卢梭式启蒙理性的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将不再有任何黑暗，每一部分都可见而易读。玻璃仿佛是对以上社会理想的一个允诺。

玻璃的无蔽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察觉和辨认。通过察觉和辨认，人类的认识得以发轫。在一个有着“眼见为实”“高贵的视觉”的传统里，玻璃暗喻着理性和祛蔽的启蒙精神，意味着以理智驱散中世纪的狂热和迷雾。另一方面，玻璃的无蔽状态也意味着显形。显微镜、望远镜“拓展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视野，而且也拓展了他们的认知”^[80]。借助这些小小的玻璃片，人们证实了细菌的存在。1882年，德国微生物学家海因里希·赫尔曼·罗伯特·科赫（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1910）列出了结核病的标准病因：恶劣的气候，不运动，通风不良以及光线不足。这颇能对应现代主义早期人们对于建筑空间需求所有想象——充满阳光、通风、运动、洁白、卫生。玻璃是如此广泛地塑造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880）甚至认为“直到18世纪以前，比冶金技术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推进作用还要大的就是玻璃制造业的巨大进步。”^[81]

受启蒙精神的鼓舞，19世纪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在工业中找到了社会改良的钥匙——基于经济节约的效率论和人道主义。经济，成为政治学的实体和关键手段。圣西门甚至预言技术的进步、理性的指引不仅可以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并且随着“有益的物品”的极大丰富，人类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也会降临。随着“实业体系的建立……而我们的‘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这个题词，将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革命的预言，同时也是它的信号”^[82]。

在圣西门主义者^[83]的鼓吹下，实业的发展结合了工业的生产和商业的流通。18世纪90年代，随着资本重塑了城市空间形态，城市零售空间这一新的建筑形式和场所诞生了。到19世纪中期，铸铁柱、熟铁梁和模数制的玻璃窗一起组成了市区商业中心——市政厅、交易所、拱门街^[84]等。随着玻璃工业的成熟，玻璃价格下降，玻璃面积增大，新的商铺和以玻璃为屋顶的拱门街数量激增。通过这些拱门街，光线和商业资本一起涌入拥挤、稠密的城市中心地带。

作为物品的交易中心，本雅明曾经谈道：“拱门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是玻璃顶、大理石地面和经过一片片建筑群的通道。它们是本区房主联合经营的产物。这些通道的两侧，排列着极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汽灯）从上面照射下来。”^[85]闪闪发光、轻盈、透明的玻璃显示出工业和技术的竞争性发展。作为一个犹太富商的孩子，当本雅明回忆起20世纪初的柏林时，拱门街上光线构织出精巧的网格，通透而明晰的空间内丰富的商品陈设，如梦如幻，充满了诱惑和暗示。

随着一段段色彩斑斓的商品梦境，都市中商品的拜物教出现了。如果说大量的“拱门街”是商品拜物教的街垒，那么世界博览会就是人们膜拜商品的圣殿。1833年，世界上第一座完全以铁架和玻璃建成的建筑物——巴黎植物园温室（Jardindes Plantes）问世了。相较于之前砖石建筑沉闷的体量，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种铁和玻璃的巨大空间的技术，孕育着一种新的城市空间，以拯救随着工业化出现的城市问题。因此，19世纪后，标准铁构件和玻璃屋面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工业化城市广为流行。(www.daowen.com)

1851年，在温室建筑的技术成就上，帕克斯顿主持建造了“水晶宫”——伦敦世界博览会会场。“水晶宫”是工业文明的奇观：“……其内部提供了一个细致优雅的线性网络，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借以判断他们离我们眼睛的距离或者它们之真实尺寸的线索……眼睛不用从一头的墙壁移到另一头的墙壁，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扫过一个渐渐融入地平线的没有尽头的远景。我们分辨不清这个高耸的建筑在我们头上有一百还是一千英尺高……因为那里没有光影的跃动使我们的视神经测量其尺寸……所有的材料都融入了整个气氛当中。”^[86]玻璃圣殿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汇聚：超过10万件商品来自中国、印度等遥远国家。这也是废除行会制度以来，第一次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此紧密而直接地并置在一起。有赖于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联通，商品流动着，在这里凝结出工业和技术的资本果实。

但是，玻璃的允诺最终却变成一个谎言。这谎言背后的真相就是：玻璃材料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伴随着“预制体系”的到来，而“预制体系”却是以人的撕裂和劳动的肢解为代价的。

工业体系下，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出现，生产被分成若干环节，环环优化，从而减低了对单个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事实上，水晶宫如此这般的视觉效果很大程度是由于紧张的预算和时间表，使得建筑大量利用了生产线成套预制部件的副产品：564米的长度、约7.3万平方米的无内墙围合、6024根铸铁柱子和1245个精加工的铁桁架的制造、运输和装配，在短短的九个月内完成。如此惊人的装配速度如果离开钢铁结构加玻璃的预制体系将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预制体系意味着复杂的创造被简化为机械的重复动作。劳动者的身体成为流水线上的劳动力分配对象。在工厂体系下，劳动的高贵和自由的个体被撕裂了，被分裂开来的并不仅仅是劳动，而是活生生的人。正如拉斯金在1853年的《威尼斯之石》中痛心地提出的，劳动分工把操作者退化为机器，使劳动者丧失了生命、劳动和体验的完整性，异化为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者的人被隐匿、撕裂成生命的小残片和碎屑，只能封闭在砖石后的斗室里。本雅明从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完整的体验出发，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87]中以蒙太奇式的拼贴意象为我们描绘了六段不同的现代巴黎城市空间。从拱门街、西洋镜、世界博览、巴黎街道、街垒这些公共空间，到市民的私密世界——居室。六个典型图景分别从不同尺度和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都市异化景观。其中居室作为市民财产、历史、记忆的空间，收容和暂栖了人的肉体和精神残片。

但无论是困顿还是平庸，其精神状态却是出奇的相似。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导致对人的割裂，商品拜物教使生命屈从于无生命。由于生存的需要和感官刺激的加强，人们仿佛不再需要与他人沟通和交流情感。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但同时又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人们开始只关心自己卑鄙的安乐。“甚至连被遗弃的女人和流浪汉都在鼓吹一种井井有条的生活”^[88]。而水晶宫则从如山的商品和眩目中涌起，也从庞大的聚集和孤独中涌起。这就是机器文明教化出来的野蛮——粗俗的物质主义，一个资本主义盛世下的世界大都市中资本与技术的异化景观。因此，尽管水晶宫从建构逻辑上忠实于材料及其结构的原则，并且也合于功能目的，但玻璃这种材料的应用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最初的期待，玻璃让现代建筑成了一个普金所说的“水晶一样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