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哈林认为：人类的建筑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史前的埃及文明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几何学被引入建筑之中。几何使得建筑学成为可能，并且除了哥特式建筑这一重大中断以外，几何学的建筑学已经在埃及、地中海区域以及西欧诸国中至少已经存在了5000年。现在，这（几何学的建筑学）长期的统治终于接近了尾声，人类要在日耳曼人的带领下进入有机结构的时代。^[113]

通过对几何学以及有机结构的区分，哈林不仅对历史上的建筑进行了历史和地理的划分，而且隐含了对当时的建筑理念及方法的一种区别判断，显示了自己的建筑价值观。在这里就需要通过他直接提及或间接影射到的几对概念的辨析，从而获得表现主义建筑理念的基本把握。这几对概念分别是结构和构成、建造与建筑。

首先，建筑的几何化暗示了一种构成。通过几何化形体的比例与组装，建筑成为一种形式与概念的游戏。现代主义的构成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自1770年，一些具有现代思维的建筑师就开始尝试一种对古罗马风格及浪漫风格的绝对抽象和几何化，其抽象的形状及尺度带有明显的情怀和象征性。其典型代表有艾蒂安-路易·部雷（E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1736—1806）等人。部雷和勒杜赋予自己一种责任，就是要改造同代工程师们的路桥设计。针对维特鲁威将建筑解释为房屋建造的艺术，部雷一改维特鲁威对建筑物建造本身的重视，转而强调建筑中的概念先行：正是首先有了棚屋的意象，那些建筑的先辈才会开始棚屋的建造。因此，概念永远先于建造，为了实施，必须首先构思。将建造本身视为建筑的本质就是混淆了起因与结果。部雷通过将建筑提升为心灵的生产和创作，改变了对建筑学的认识，一方面，人的心灵在建筑中变得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形成建筑效果的起因从功能、体块、比例这些元素转向了光，光成为可以唤起神秘起源的象征性元素。

图3-31：牛顿纪念堂的光之效果（上图：剖面图，夜间效果；下图：剖面图，日间效果）^[114]

如此可见，对于部雷来说，建筑的重心移向设计和概念的传达，特别是通过建筑形体的几何抽象，去掉了装饰物的赘饰，形体的简洁强化了建筑的审美感情。例如，在他的“牛顿纪念堂”（Cénotaphe a Newton，1784）方案中，展示了光通过球形空间实现“光之建筑”的理想方式。牛顿纪念堂的超大尺度的球形空间的顶端开有孔洞，白天光线通过孔洞照射进来，如同移动的光与时间的脚步；夜晚则通过空间中央的照明系统制造光线。球形空间的“简洁”强化了光的存在和效果，带给“心灵一击”，且“不会因为细致的装饰而扫兴”。通过两条线索部雷和迪朗实现了对建筑的解体：第一，基本形式和体量所带来的感受；第二，建筑的功能性要素。

部雷的基本要素和体量以及它们给予心灵的印象，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朱利安·加代（Julien Guadet，1834—1908）所继承，同时，由于分类和类型的科学方法的影响，加代致力于对建筑组合各部件的梳理，并形成了建筑学中的构成方法。加代对构成的解释是：“构成就是利用已知的东西（cequ'onsait）。构成中包含材料，就像是建筑中包含材料一样，这些材料就是‘建筑的要素’。”^[115]要素即“已知的东西”，而构成就是将之组装的手段。利用总体积的分割，根据每个单独和既定的体积构思每处单独和既定的功能。自从加代开始，布扎体系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元素构成的思想，通过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1874—1954）对现代主义产生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佩雷弟子柯布西耶的言论里，还部分地形成杜伊斯堡的元素主义运动（Elementarism），以及构成主义的理论基石，后来成为包豪斯教学中理性主义的元素。

相对构成来说，“结构”（Struktur/Structure）是一个普遍而抽象的概念。构成来自类比，来自和谐与比例；而结构更着重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自其整一性。正如其思想来源的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式本身整一性的论述一样，结构也更强调各部分的整体性结合，通过各部分的组织安排使其化为一个凝聚的整体。

结构涉及世界的基本构成，也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的最本质的存在形态和运动方式。结构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它指向的是实体模式以及实体关系的辨识、观察、性质和持久性。例如，一个建筑结构，或者一个属性，比如社会结构等。在建筑上，它表示针对建筑受力而进行体系安排。

建筑中结构何来？一是理性，如行为和经济的判断，二是模仿，对自然中有机和无机物的模仿。例如，从结构的角度出发，希腊建筑是实用性的，其结构性因素仅仅是达到某一实用目的的手段；而哥特式建筑则是超出了实用性几乎成为一种纯结构的目的。这种纯结构主要体现了背后人类的表现意志以及市民自豪感及宗教性，内在的精神需求体现在结构关系的抽象表述中，结构也因之超越了自身的物质性与功利性。“在这种意义上，哥特式建筑可以被描述成一种无目的的对结构的狂热癖好；因为没有直接目的，没有直接的实际目标；哥特式建筑仅仅是从属于表现性的艺术意志。”^[116]哥特式这种趋向于表现的意志的目标是渴求沉醉在一种非感觉性的、最高能量的机械性活动里。

1843年，伦敦大学的托马斯·莱弗顿·唐纳森（Thomas Leverton Donaldson，1795—1885）在《建造者》第一期中，在宣告了希腊、哥特等“风格”已经死亡的同时，发出预言：“从车间、矿井和实验室里，必然会发出新的精神、新的结构创造，那些是我们年轻的建筑师们会给装扮得优美合宜的。”^[117]在这里唐纳森预言了一种满足现代需要的，既符合构造要求又符合艺术趣味的建筑。尽管结构是“形式”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等同的。森佩尔和申克尔的看法代表了19世纪德国将建筑理解为材料和想象力的复杂辩证关系。申克尔认为：“一座建筑中的所有重要结构元素都应该是可以被看见的：一旦结构的基本部分被掩盖，整个思维的过程就都丢失了。这种隐藏迅速而直接地导致了一种虚假的出现……”^[118]这部分显然涉及真实性。而森佩尔则认为：发展结构的象征主义，而不是把结构本身看成建筑的一个基本元素，从而将结构与表现性联系在一起。这种结构与表现性之间的有机关系启发了门德尔松，结构和有机体也因此成为他的两个设计指导原则。佩恩特在《表现主义建筑》中谈道，在所有的表现主义建筑实例中，建筑作为表现的承载者，必须作为全然雕塑性的建筑实体出现。(www.daowen.com)

法国的理性主义者实际上对形式追随结构的观点更感兴趣。博多设计的蒙马特尔圣珍妮教堂（St Jeande Montmartre）建于1894至1904年间。1894年，信奉迪克的博多应索伯神父（Fr.Sobbeaux）的请求，为蒙马特日益增长的人口建造一座新教堂。由于基地位于非常陡峭的斜坡上，博多决定使用混凝土这种新材料来克服这一重大技术难题。当时钢筋混凝土实验还非常稀少，混凝土也多用于世俗建筑中。此外，混凝土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廉价的材料，因此其审美品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作为第一座在设计阶段考虑使用混凝土材料的教堂，蒙马特尔圣珍妮教堂于1904年建成，建筑内部依旧是哥特风格，不过建成后的材料采用了增强水泥而不是混凝土。建筑结构复杂，共有26根柱子，深入地下12米。这些宽500毫米的长方形柱子在地面以上延伸25米，并在接触天花板之前分成两部分，形成一个简单而美丽的带有平尖尖拱的拱顶，由此显示了中世纪的原型影响。通过支撑和填充面板之间的区别，其结构体系在内部清晰可见，这同时也反映了迪克关于结构真实性的理论。因此，这一建筑词汇表现更多的是结构而不是风格，通过水泥的创新使用以及裸露的狂欢转化出一种新哥特式语言。

图3-32：蒙马特尔圣珍妮教堂（左上：剖面图；左下：穹顶；右图：教堂柱子构造详图）^[119]

将表现主义与柯布西耶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之间的不同：柯布西耶以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纪念性建筑为基础，发展出古典几何的语言。其控制线来自抽象的数学，来自直线或直角的几何关系。尽管它也来自一种精巧的数学推理，也有对人的使用的考虑，但它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人的尺度经过数学规律标准化之后，所形成的用于控制整体建造过程的模数单位。

而哈林则反对“几何性”的建筑，甚至也反对从迪朗以来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他的分类与通用类型阻断了建筑与生活的联系，而他的努力方向就是这种联系的重建。在哈林设计的加考农场的谷仓设计中，结构表达清晰，其框架结构采用砖砌块以及卓林格（Zollinger）肋板屋顶（Zollingerdach）的建造体系，并尽可能清晰地区分了所使用的材料及其差别悬殊的作用方式。这种肋状薄板屋顶（Lamella roof）样式是弗里茨·卓林格（Fritz Zollinger，亦作Friedrich Zollinger，1880—1945）发展的一种源于德国地域传统的改良木结构单元壳体结构^[120]。因此，虽然哈林也在谷仓建造中使用了新的方法和建筑材料，例如谷仓的钢筋混凝土刚性基础构造，但屋顶的使用同样体现出对当地地方传统的尊敬。卓林格肋板屋顶中，一系列的短木相互锁扣形成弧形外壳，通过顺应结构推力线形成了哥特拱券的形式，从而避免了桁架对空间的打断。与坡屋顶和法国芒萨尔式屋顶相比，肋板结构省去了内部的桁架斜撑等构件，节省材料、提供方便存储干草的适宜空间的同时，也有助于营造简洁明快的空间感受，从而成为哈林口中的“目的形式”。此外，谷仓山墙面的砖木构造拼贴并非源自美学考虑，而完全成为了材料功能特性的展示，砖砌块也不是通常的顺砖砌筑，而是有多种不同方式。整个谷仓展示出建造形式清晰的结构逻辑，“我们必须将事物唤醒，让它们显现自身的形式……（我们必须）寻找而不是强行赋予形式，去发现而不是创造形式”^[121]。

图3-33：加考农场谷仓屋顶中的“Zollingerdach”建造体系（左上：谷仓室外人视图；左下：建造中的谷仓；右图：“Zollingerdach”构造详图）^[122]

在谷仓的方案中，充分体现了出哈林的“建造”观。相对于建筑和结构，建造不仅意味建筑体量、外立面，或者结构体系的构思；它同时还涉及概念方案将以何种材料和方式来具体实施。同样的结构，涉及材料的选用、工序和技术等诸多问题，依据材料不同，如木材、石材、金属等，对其节点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甚至还同时包括施工工艺、现场调配等。这其实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包括部雷所认为的概念先行的对立，是属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世纪的“匠作传统”。如加考农场墙体丰富的拼砖肌理和屋顶的结构上都体现了德意志认识上的传统——建筑乃是建造更为宽阔领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与德国建筑教育的技术性倾向有关，德国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中心——柏林建筑学院（Berliner Bauakademie），在1799年初建时，就是仿照巴黎理工学院，而不是巴黎皇家美术学院的建筑系为样板而建立的，可以说它是德国第一个“技术学院”。而柏林建筑学院的关键人物，大卫·吉里（David Gilly，1748—1808）的著作《国家建筑艺术手册》（Handbuch der Land-Bau-Kunst，1797—1811）也更强调建造技术，而非建筑历史与理论。19世纪20年代，申克尔被英国之行所激发的对工程和技术的敏感结出的另一成果就是柏林建筑学院大楼。柏林建筑学院，可以说从建立那天开始就不是一个给“建筑学”建造的学校，而是一个“建造”学院。

因此，在关于“新建筑”（Neue Bauen）的哲学中，哈林用“建造”（Bauen/building）一词取代了“建筑”（Architektur/architecture），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建造者（Erbauer）所扮演的角色不及建筑师重要。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自夸——哈林与拉斯金和威廉·理查德·莱塞比（William Richard Lethaby，1857—1931）一样都反对文艺复兴，同样抱有“反地中海”的思想，他们的理想和视野是中世纪的。哈林的建造者是一个比建筑师更重要的角色，对哈林而言，建筑师（Architekt）和建筑（Architektur）都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词汇，但是建造者和建造（Bauen）却是发源于中世纪的北方。哈林对以日耳曼建筑的有机功能性取代上一个几何千年满怀信心，因此，在他给自己的理念所取的名字——“新建筑”中，暗示着这种以建造为基础、以结构和功能结合了生活的“新建筑”才是未来唯一的新建筑。这种“新建筑”在结构的有效性和理性过程之外，仍然需要通过考察建筑的本质来找到自身的可识别性，使风格从环境中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