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刻起我孤独一人，对自身也疑心重重……我就这样重新找到通往那勇敢的悲观主义的道路。而这种悲观主义是所有理想主义的谎言的对立面，同时，就我看来，也是通向我自身的道路……^[57]

——尼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经历了各方面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物质繁荣之后，又面临着“一战”的阴云和凋敝。在传统价值日渐衰颓的废墟上，战争所带的生存焦虑与现代化带来的孤独交织在一起，被规训与身份认同的丧失加剧了价值观的崩溃。相比起他们生物学上的父辈，现在的都市人，是一种非自然状态的人，厌世的人。

当时德国流行的唯意志论指出，生活中没有最终的目的，只有意志。因此，这种最终目标的缺乏，加上曾为生活提供终极目标的基督教的衰落，导致支配整个生活的理想的崩塌，随之而起的则是伴随19世纪末期几乎是自发兴起的社会公平理念。然而，与表现主义同时代的齐美尔也注意到“一种对立的理念即个人主义的兴起，在1890年左右，开始与社会主义理念分庭抗礼”。齐美尔提到那些“由信仰来看完全是个人主义的人……他们同时从属于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视社会主义为通向公平和开明的个人主义的必然过渡阶段”^[58]。

从表面上看，个人在物质上获得更多和更大的自由，但却在无形中日益沦为物质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个人经历、内在体验及心理反省变得无关紧要，社会生活中的既紧密又孤独，使得人们愈加思考人作为“单子”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他者、与集体、与整个外在世界的关系成为表现主义者们首先思考和面对的问题。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于感性个体在社会风俗、传统习惯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特性的要求。由于生产组织与消费的专门化使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其他人的活动。因此，在都市中，个人为了抵御由一种社会技术组织所带来的堕落与腐蚀，进行对文化机体的灵魂的探究，就“必须寻求解答像大都会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均等化问题”^[59]。对于个人而言，在现代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双重转型当中，个人获得了极大自由的同时，个人的集体认同感因为个人在政治当中重要性下降而削弱；金钱取代了曾经的“门第出身”成为“硬通货”。金钱与资本成为生活的目的，商业成为人们最大的生活，流通性成为生活最形象的描述。个人脱离了曾经熟悉的小集体，来到这个全新的社会——在这里，个人的身份只能靠金钱与劳动来确认。美国学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曾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中谈到被资本主义解放了的个人摆脱了经济、政治固定位置的束缚，但同时也失去了相应的庇护，以及安全感与归属感。在这个新的广阔世界，一切变得自由，但同时也变得更具威胁。身边的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他个人则被自身的渺小感和无助感包围并淹没。因此，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是个体的独立与觉醒，以及个人主义的凸显和强化；处于流变当中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深的危机感与孤独感。

沃林格尔在《哥特形式论》中谈道，个体的现代性体验不同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个体觉醒。他认为尽管这两个运动共同的起始点都是感受与知识从群体向个体自我的转移，然而，北方与南方人性之间的基本区别导致了认识的两种开端——来自北方的神秘主义导向的是清教主义，而南方文艺复兴导向了欧洲的古典主义。在这里，沃林格尔通过对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道路的不同辨别，从而对雅克布·克里斯托弗·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的有关“经由文艺复兴而达到个人主义”的著名论说进行了矫正和区别。沃林格尔认为：“以‘个体性’（individual）替代‘个性’（personality）便是对布克哈特说法的修正。因为南方文艺复兴中显示出的是‘个性’……与此同时，‘个体性’的概念属于北方世界，它准确地反映了北方神秘主义的至深本质。‘个体性’这个词具有一种完全不适合描绘南方现象的否定特质。就其词源而言，它必然引发出把一个群体机械地划分为最小的、无法分割部分的观念。这种细分的过程传递给个体化的、相互分离的部分以零散性……”^[60]阿尔卑斯以南的文艺复兴唤起了个人个性的觉醒以及对人自身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肯定；与此相反，阿尔卑斯以北的个体化过程，个体存在被视为某种否定性、甚至是罪恶性的事物，从而导向了对自我的否定以及自我的贬抑。因此，在与神秘主义同时启端的北方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化”这个词显示出的否定性特质特别契合现代早期技术社会中，人作为单体初现的孤独。原有的社会结构逐步分裂，社群关系、精神向心性随着物质与经济架构的有机统一性的分裂逐渐破碎成单个的、自我意志化的个体。(www.daowen.com)

同时沃林格尔论述道：“我们已了解，感受中的感性成分的增长是与神秘主义的出现吻合的，它与北方人的个人主义化过程联系在一起。在宗教中，同样地也在艺术中，我们了解到个体的自我是如何成为取代群体感受的载体的。中世纪的感受是与抽象类同的，也即是说是属于群体的感受的，因而就呈现为这样的情况，在神秘主义之下，趋向于现代发展的道路已准备就绪。毫无疑问的是：“现代感觉的历史，现代艺术的历史是与神秘主义同时启端的。”^[61]

因此，随着自由与无依感到来的是个人的觉醒与彷徨，对群体生活的恐惧及向往，以及不可见的内在精神关注成为表现主义关注的重点。表现主义在情感表现上，从浪漫主义、哥特式风格中吸取良多，尤其在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受惠于普罗提诺的思想。

表现主义反对工业化的“非人化”，并警告一个没有道义和尊重的社会的到来。同普遍抱有的偏见不同，表现主义者并不注重建筑师个人雄心和私人情绪的表达。自现代主义之初，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就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现代社会忽略个人，仅仅考虑作为普遍性的人类。它相信“共相”，活生生的人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概念。正是工业文明中作为特殊性的“个人”和作为普遍性的“人”两个概念之间的混淆，导致了人的标准化。事实上，后来的国际主义风格也由于只看到作为整体的“人”而看不到“个人”为人诟病。

如何平衡或解决个人伸张与集体效率之间的矛盾，是早期现代主义者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例如纳吉于1922年进行的“钢板上的搪瓷釉”试验：一家标牌厂向纳吉订购五张搪瓷画，其订购方式是纳吉与对方工厂管理人分处电话两端，并手持同样的色卡以及同样的方格纸。纳吉在电话这一端的方格纸上画草图，而电话另一端，工厂管理人按照纳吉的指示在同样的方格纸格子上记下图形。通过这一试验，纳吉探索了将个人意图的描述精确化的量产并兼顾个人创造性和集体生产的普遍性。在这个实验当中涵盖了感官与理性，试图以集体的精确代替集体的杂乱。纳吉认为新的视觉技术与手段应成为社会愿景轮廓的探索手段。这种愿景应当是客观的，但在转向主观角度之前，每个人都不得不客观审视光学的真实，事物的自我呈现。这种光学的真实契合了他所倡导的“集体——精确”的社会关系，“这将使人们聚集在与世界有着共享关系的社团中”。^[62]再如柯布西耶的“模度”（Modole）探索，在这一探索中他结合标准化度量与从人体出发的度量发展出“模度”作为空间探索的尺度。

而表现主义者则试图通过信念的共振来解决这一问题。“表现主义”建筑以及“表现主义”的“纸上建筑”很少有指向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它们更关切社会需求，有着对于未来的狂想，这种狂想近乎一种“乌托邦”——类似于中世纪行会，千百万工匠与信仰者的无名性和个体性交织在一起，每个人的信念聚集融合成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文化与信仰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