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康德先验形式与实验经验的统一在20世纪德国建筑美学研究中揭示

康德先验形式与实验经验的统一在20世纪德国建筑美学研究中揭示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43]康德“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对象便是“先验形式”,形式个体存在于先验的时空之中,而心灵将时间、空间的形象和物类加诸“感觉多元性”[44]之上。在这里,实验与经验是一体的,主观和客观也是一体的。怎样才能将实证经验同认知经验统一起来?首先,歌德相信原型现象从未超出经验范围,来自观察并受到观察检验,它止足于个人的感知极限;因此,要把握真实应该回归对经验观察的热情。

康德先验形式与实验经验的统一在20世纪德国建筑美学研究中揭示

(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尊严所起之处是它的根基,它赋予世界以实体,也维持着世界平衡,这种崇高的行为相互交换,使外在的变内在,内在的变外在;这一美德,纯净精神,强大力量,既属所见之物,亦属见物之眼。

——华兹华斯[41]

近代以来,随着生理科学及实验心理科学的发展将认知从单纯的主观领域中解脱出来,带入科学的领域,认知的科学性研究才第一次成为可能。例如,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Abstraktionund Einfühlung)的副标题“风格心理学”(ein Beitrag zur Stilpsychologie),从中我们能很直观地看到沃林格尔的基本研究方法。然而,虽然近代科学认为物质世界可以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外得以确定,但为客观起见,科学分析的认知方法总是试图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试图完全排除主观因素进行纯客观的观察研究。然而,现象本身与实验中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并不等同,在观察过程中观察者也无法实现与被观察者绝对的分离,由于受到观察者的本身的精神及身体状态,以及外在的自然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可能是现象本身的变形、失真,甚至假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自然科学的客观世界本身就是由我们的实际干扰和精细化了的观察技术造成的。由此可以推出,实际上并不存在脱离主观性的所谓客观世界。

基于此,歌德主张:牛顿主义者通过理智、数学和分析以及强制性的实验去拷问自然是片面的;作为智力活动的认知活动,以及作为人主动地参与创造自然过程的方式,不应该也绝不会离开主体的参与。例如,人在受到外来刺激后,必须对这一刺激进行思考——亦即将诱因进行分类整理,同时用经验进行补充。通过内在与外在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形象才得以显现。

一方面,认知需要人的理性判断。叔本华在1816年出版的《视觉和色彩》(Ueber das Sehn und die Farben)[42]中也谈道,对对象的直观感知或知识属于智力范畴,而不仅仅属于感性。智力的理解把观察者身上的每一种感觉都视为来自外部的原因。这种从效果到原因的转变是对纯粹理解的认识,而不是依据逻辑规律的理性结论或者概念与判断的结合体。对于一个客体的认识绝不仅来自单纯的印象,而总是来自因果规律的应用,因此也就是理解的结果。因果规律是理解的唯一形式,也是客观认知可能性的前提。他进一步阐述,正是对知性的理解,或对主观感受的客观原因的理解,将动物植物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现象的显现也不是独立于观察者的。首先,认识有其先验性。“感知的心灵发现它自身参与建造的东西。”[43]康德“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对象便是“先验形式”,形式个体存在于先验的时空之中,而心灵将时间、空间的形象和物类加诸“感觉多元性”[44]之上。对于主体来说,感觉建立了客体形式与主体之间的联系,为主体知觉的实现提供了“质料”;另一方面,先验形式为知觉提供了“秩序”。康德的“形式主义”以及先验形式的观念为表现主义所继承,并通过对知觉心理学的综合,为现代视觉形式的生成与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一书中,康德在概念和推理的知性之外,又假定了一种直观的知性,借助于直观知性可以把握概念知性以及推理知性范围之外的事物,如自然的整体或无限。歌德受康德的直观知性的启发,“当从最完备的广阔区域和最精微的细节对宇宙的结构进行思考时,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在总体上依赖于一种理念,在理念建立的模式之上,上帝据此在自然中创造和发挥作用。”[45]其次,主体内在客体的观察之中,特别是在认识的机制及先后顺序上,往往二者也是同时发生的。歌德曾经谈道:“有目无心,将使我们一无所知。每一次观察,都带来一次审查,每一次审查,都导致一次反思,每一次反思,都导致一次统合;因此可以说,对世界的每一次观察中,我们都已经在进行着理论活动。”[46]通过对感官,特别是视觉地位的提升,歌德眼里的视觉不再是被动的观察手段,而是反映了主体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眼睛成为主客体彼此融合之处,人与世界统一于他所看见的现象。在这里,实验与经验是一体的,主观和客观也是一体的。

既然实验与经验是一体的,主观和客观也是一体的,那么,如何能将个人的主观经验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自然的客观知识呢?怎样才能将实证经验同认知经验统一起来?以人的有限性来说,在永恒理念和有限经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条鸿沟——“我们只能接受有限的或被我们的心智弄成有限的东西;即无限只在我们可想象总体实存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但这任务超出了有限心智的能力。”[47]

歌德相信,在纯粹现象中,在我们感知能力的极限处,存在有实在的最终结构和本质,即原型现象(Urphanomen)。原型现象是真实的认识和彻底的观念,同时作为大自然的基本构件,原型现象也是各种自然形式的源泉。首先,歌德相信原型现象从未超出经验范围,来自观察并受到观察检验,它止足于个人的感知极限;因此,要把握真实应该回归对经验观察的热情。其次,要把握真实,认识原型现象必须对经验现象加以鉴别,得出纯粹的现象,同时,原型现象不能通过概念的知性而只能通过原型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去探索,用“真实现象——知觉”的方式才可以理解。(www.daowen.com)

“原型理智”类似于神的理性,它建立在直觉和象征语言的基础上,它既是康德允许的知性直观,又类似斯宾诺莎的“直观知识”(Scientia Intuitiva),歌德以“直觉”(Anschauung/Intuitive Perception)称之。通过直觉能够给自在的处于“无定状态”的自然赋形,但直觉的赋形并不像概念知性那样带有强制性,也不像一般经验那样粗糙,这是一种在情感的驱动下对自然的、内在的、整体性的把握;是直觉性的、诗人般的一瞥,它能够在整体的意义上显示出更完整的真实。

正如浪漫主义者的观点:诗歌开始于纯事实与科学止步的地方,并且比事实与科学展示了更深刻的真实——事物与人类情感世界的关联以及想象的愉悦。在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曾经以百合花为例展示了不同认识论下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把握:如果问眼前所见的是什么花,园艺师会回答说“百合花”,这是事实;而一位植物学家则会回答:一株多年生草本植物,那么这是科学;而诗人则会回答“光的植物,光的花”。琼生解释道,通过整体性和联想性的直觉把握,诗因而展示了花的美,联通了它所有的奥秘和风采。[48]

这种整体性和联想性的直觉把握的基础在于想象力的丰富,按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所言,想象力具有自由的性质。但在想象力基础上形成的直觉,把想象和思考建立在对事物的直接感知之上。主体的思考与观察并没有脱离对象,对对象的观察和感知形成对对象的思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知觉和思考融为一体,知觉着的同时也思考着,思考着的同时也知觉着。这种思考与知觉相统一的直觉就成了连接经验现象和原型的桥梁,后来在柏格森那里演变为“创化论”(Evolution Créatrice)。

“创化论”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将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他认为传统启蒙理性类似于一部相机:理智(Intellect)做的只是将世界的动态一张张定格拍下来,然后再如电影般快速放映。而实际上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他认为并不是完整的。正如在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的思想谱系中,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被视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源头,其原因也正是基于黑格尔对主体性原则片面性的洞察。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正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同理,柏格森提出,要把握真实,就必须依靠“直觉”(Intuition)。直觉处理的是一张张定格之间的裂隙,它把握了事物的异质性、把握那些难以测度和度量的事物。并且他认为“直觉”存在于人的心理与时间中,而不在空间中。在表现主义建筑评论家贝恩1919年出版的《艺术的回归》(Die Wiederkehr Der Kunst,1919)中,有很大篇幅描述理性对生命经验的打碎、分裂,以及“命名”所导致的自然之美的丧失,这与柏格森在《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1907)中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另外,柏格森的动态的有机体也深深影响了表现主义建筑中有机形态的结构以及结构的有机形态,其极端表现形式如芬斯特林的建筑草图中巨大的器官建筑。

而这时的“直觉”已经超出纯粹的现象把握,而近乎进入一种经验与超验的领域了。那些难以测度和度量的事物,让人联想起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所强调的理性或智力,指的并不是经验事实的推理,也不是对事物经验性的洞察,他所指向的是神赐予的一种先天的、先于经验而存在的神秘直觉力。它超出理智理解范围之外,甚至很多情况下理智本身对于它是一种障碍。这种理性的认识和迷狂的灵感的并存在哥特时期达到了顶峰。作为一种从感觉中启端的超感觉的经验,哥特式教堂呈现出经院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的并置,呈现出一种超越性抽象与个人化的自然感受之间共存的对立。

沃林格尔就曾经在《哥特形式论》(Forgrobleme der Gotik,1912)中谈到过这种理性和超验性的转换:“就其全部本质而言是与哥特式建筑外部的表现性抽象世界及通过它而影响我们的方式形成直接对照的,所以,我们感觉到的神秘主义和经院主义的区别被神秘主义的更趋于感觉性的色彩决定,以作为与经院主义抽象、非感觉特质的对照。那种知性的提升,在其中,经院主义宗教情感找到了其神秘主义中的拯救的确定性,然而,它已被变为衡量宗教体验尺度的情感迷狂取代。知性的狂热转变成了精神的狂喜。”[49]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普罗提诺对于“理性”的强调实质上是超出实证主义的理性认知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在表现主义时期,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对唯意志论的美学观点发生了较大影响。唯物主义的失败往往导致唯灵论的复辟,当技术和物质崇拜热潮消退之后,对精神的狂热崇拜将成为极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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