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学语言表达的量为人类带来科学，质则被忽视了。……这个错误带来了各种严重后果。在人身上，无法测量的事物远比能够测量的事物更加重要。^[23]

——卡雷尔

实证主义和心理学的发展改变并拓宽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表现主义建筑在有机整体论的立场上主要依赖于两个来源：一是整体论（Holismus）的传统，二是实证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ie）的实验支持，“格式塔”（Gestalt）理论将形式的认知与直觉和意义相联系，在20世纪初期的欧洲心理学、艺术学及设计学领域得到广泛传播。

首先，自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认识和美学思想。一种可以追溯到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的形式主义美学。这种美学宣称：美存在于部分与整体的比例匀称和悦目的色彩中。例如在希腊古典建筑中，建筑形式中的数、几何、比例、等级、方向等，其背后的思想隐含了人体作为精密机械的物理性的类比。这种对形式、比例的审美作为两极的另一端，和完整与和谐的追求遥相对立。另一种来自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思想。公元5世纪时，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活跃于5—6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就曾说：上帝可以用光的名字来赞颂。11世纪之后，随着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古希腊文化末期重要的哲学流派，公元3世纪由普罗提诺发展，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流溢”与“光”（Lich）也得以与中世纪的经院思想结合。例如，对于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普罗提诺（Plotinus，204/205—270）就引入光的概念，他以光为类比，强调整体而非度量；投射而非模仿。他认为：“对色彩，甚至对阳光的喜爱中，并没有部分的存在。”^[24]这一学说被波拿文都拉（San Bonaventura，1221—1274）继承，并且将情感与爱上升为审美活动的生发之源。波拿文都拉曾认为：“最伟大的愉悦不是对形式的沉思，而是爱……没有爱，就没有愉悦。”

大约1270年时，集修士、神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于一身的伊拉斯谟·西奥莱克·维泰罗（Erazmus Cio■ek Witelo，1230—1280）开始撰写《透视论》（De Perspectiva，1270—1278）一书，基于对阿拉伯世界中留存并发展的光学理论的研究，维泰罗在书中讨论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心理学以及光学的问题，并在书中描写了两类感觉：一是简单的感官感觉，通过这一感觉我们知道了色彩与光；二是复杂的判断性感觉，通过这一感觉我们知道了形式与比例。^[25]与之相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结合西塞罗的形式主义及圣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的色彩理论，提出“鲜明”（Brilliance或Clarity）的概念，认为“鲜明”就是形式放射的光辉，使事物的完美和秩序的丰富性呈现于心灵。并认为上帝是美德，是完整、和谐和事物明晰性的原因，而美是神的特性。正如活的躯体是不能被分离成单独的部分，这种光辉和圆满，显然不具备可分割的部分性。

这种对事物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反映在近代，一方面就是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和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为代表的机械论思想，将物质看作主要是被动的物体，经由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把物质世界的现象归结为原子的机械运动。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德国自然哲学家们对机械论以及数学性的抽象描述的反对。

可以说，近代科学认识是对事物外在的、二分的、以数学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认识；科学推理关注的是抽象而非具体事实。对事物的观察仅仅构成了科学的低级形态，即所谓的描述。为了得出精确的客观描述，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开始将事物易于测量的基本属性如大小和重量，与一些很难测量的次要属性如形态、颜色和气味进行了区分，量和质被剥离了，从此，数学语言表达的量为人类带来了科学。而质，与此同时则被忽视了。当笛卡尔创造肉体和灵魂二元论时，质和量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变宽了。

客观来讲，对事物基本属性的抽象是合理的，但对次要属性的忽视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自然中，无法测量的事物远比能够测量的事物更加重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画家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认为一个手拿圆规的上帝是邪恶的。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物理学家用他的仪器观察到的不再是自然界，而科学把自然分割成了无数的碎片，人类认识自然的努力变成了一堆庞杂的定义、描述，却对鲜活、丰富的现实视而不见；而自然界里更有生气的领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接触不到的。由于整体与细节构成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就需要在认识中恢复整体性的首要位置；以摆脱源于“笛卡尔”式二元论的科学分析语言的弊端。

黑格尔的辩证与发展的法则为表现主义带来动态的视角；表现主义在认识论上继承了德国的自然哲学以及作为自然哲学的文学表现的德国浪漫派，主张“人和自然是内在的统一整体”。特别是表现主义继承了浪漫派中对于整体和无限的认识。在《基于斯宾诺莎的研究》（Studie nach Spinoza，1784/1785）中，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认识到：事物总是处于无限之中，不仅事物的总体是无限的，而且每一种事物自身都是一种无限。“我们称之为部分的东西与整体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它们只有在整体中并就整体而言方可以理解。”^[26](www.daowen.com)

到了近代，整体论在实验心理学中的典型表现就是格式塔学派。在德语中，“Gestalt”一词由于心理学家克里斯坦·凡·艾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的使用为人所熟知。但作为一个成熟的心理学派，格式塔学派1912年出现于柏林，创始人为马克思·韦特曼（Max Wertheimer，1880—1943）。作为一个术语，“格式塔”所涉及的正是认识论和美学史上的重要主题——外部可感知世界与内在想象所建立的形象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德语知识界渊源有自的一个历史问题。一开始，“格式塔”只是一个美学上的基本概念，它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因而具有了认识和“整体论”的内涵，当它最终形成“格式塔理论”的时候，它也结合了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格式塔学派与浪漫派、表现主义在认知上都认为：对于事物的把握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次形式的创造性重构；同样强调整体性，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Das Ganze ist mehr als die Summe seiner Teile），中文将其音译为“格式塔”或意译为“完形”，“完形”二字兼含“完整”与“形式”二义，比较切近原词义。值得注意的是，格式塔心理学虽然是一种实证科学，也有先验的部分，例如，在整体性认知中所遵从的简洁性法则（Prägnanz）就体现出心灵的先验性，这种简洁性法则认为：基于给定的刺激，在大脑认知时，倾向于将现存的事物状态整理为相应的最简洁的组织结构。

之后，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1887—1967）、科特·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作为韦特曼的学生都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扩充了格式塔学派的研究内容。其中科勒更关注情景结构的“顿悟”；而考夫卡更关注行为环境和心理“场”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考夫卡研究环境的物性（有形状的界限、有活动的特性、恒常无变等）以及从人的“行为”出发研究“场”（认为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场”），为建筑空间的认知和感知开辟新的思路，形成行为、自我与场的“大完形”。

格式塔心理学阐述了图形、“图—底关系”、视觉力等纯形式范围内包含的知觉认识的性质以及发生过程。格式塔所认为的整体性并非由其组成的个体元素决定，而是由整体性的固有本质决定的。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格式塔也是一种等级性认知——各组成元素从根本上是互相联系的，在各层级组织上相互依存。正如韦特曼所说的：“格式塔的强化是因为视觉倾向于聚合的本能，或将要素看作‘从属在一起’，使其在视觉上像是聚集或结构上的秩序。”^[27]

在格式塔和建筑认知中，我们总是经验着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并非割裂的部分，甚至也不是部分之和。总体而言，格式塔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建筑的欣赏与知觉都受制于空间关系、空间组织以及空间的平衡。很难确定是表现主义者影响了格式塔还是两者独立进行。但李格尔描述罗马晚期工艺美术中常见的“图—底关系”发生逆转现象的“背后法则”实际上也是在对对象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的一次顿悟和重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每一次对外在对象的把握也是一次对自我世界共鸣的探索。这也成为表现主义的外在认知与内在精神沟通的认知学理论基础。

作为大脑认知科学的格式塔认为：首先，这种整体性并非是滞后性地强加于最初的感知印象上的，而是一种即时性、同时性的感知；这种同时性感知的整体性并非仅仅大于部分之和，而是同时也异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Synergie）；并且这种作为整体的认知甚至在单个的部分被识别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特别是一些结构性单元往往优先以整体性的识别出现。例如，门德尔松在构思中，特别是在早期构思中就多采用小草图透视，这种小草图透视所具有的模糊象征性以及强烈的动态性被门德尔松认为能够抓住“瞬间想象的轮廓”，是一种对“流动体量的瞬时印象”，这种投射式的表达能够巧妙地在灵感捕捉与实际创作之间建立桥梁。

此外，磁力、腺体等近代科学的发现，带动了对科学的反思，以及对存在和力与场的定义。存在被认为是时间、空间上的同质性的绵延，对人的重新认识和考察为行为科学进入人心理与行为场所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笛卡尔二元论带来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划分，就被统合成为完整的、复杂的生命。只是它的机能被武断地划分为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例如，卡雷尔就认为，从生理学上看，将人看作一个由物质和意识组成的客观存在毫无意义。而如果能够把人看作一个能够显示物理、化学、生理和心理机能的有机体，这样就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的实操型定义。“实际上，身体和灵魂是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视角，是我们的理性从生命的具体统一体中获得的不同的抽象概念。物质和精神的矛盾所代表的仅仅是两种方法的对立。”^[28]

近代依靠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综合开始研究人，两者一个从内部考察，一个从外部考察，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人被视为一个统一体并存的各方面；而且道德、审美、智力等各机能彼此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边界划分完全是人为的，并且由同一基质构成，有的只是能量、体液、营养以及力的有机流动，彼此之间在构成上是同质的、在形态上是有机的、非欧几里得几何（Nichteuklidischen Geometrien/Non-Euclidean geometry）的，因此在认识上也应该综合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这一转向影响了许多表现主义建筑师，比如，门德尔松的塑性，对有机形态的迷恋均可以从这种整体的投射把握中寻觅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