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1]大众文化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应运而生的，在西方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自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和普及以来，大众文化已全方位地渗入我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大众文化不仅改变着既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格局，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产生显著而深刻的影响。

目前，无所不在的大众文化已经包围了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包围了我们的高等院校，包围了当代高职生。当代高职生是伴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崛起而成长的一代人，许多大众文化产品正是以充满青春激情、追逐时尚潮流的年轻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因而大众文化深受许多高职生的欢迎和喜爱，甚至已成为其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虽然在教育、认知和审美上也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和功能，但它对高职生的消极负面影响更显突出、更为严重、更值得关注。研究这些消极负面影响所在并找到解决对策，已成为摆在当代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新课题。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大众文化”英文为“popular culture”或“mass culture”，有人译为“通俗文化”或“消遣文化”。大众文化是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典型形态是20世纪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总称，其意在指出这种文化的创造目的和创造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是一种标准化、复制性、大批量的生产，为的是创造消费使用价值，经济效益是其运作杠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是商品生产原则普遍化的产物，也是社会信仰和价值中心历史性解体的结果，而绝对贫困者减少，科技手段提高，制作成本下降，则使这种文化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

大众文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综合进步的结果。从大众文化的产生看，它有赖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这是经济条件；二是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和社会观念的普遍开放，这是政治条件；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和渠道的形成，这是技术条件。而当代和当前大众文化之所以呈现前所未有的普及浪潮及强劲的发展势头，是由于在这三个基本条件上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在经济条件上，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趋势打破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壁垒，而横向交流中首先和直接的交流是大众文化的交流。在政治条件上，社会生活日趋民主开放，社会文化信息激增，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在技术条件上，在广播电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卫星、电脑和因特网，形成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传播网络。这种信息一体化不仅是跨地域的，也是跨阶层的，百万富翁与平民、政治文化精英与寻常百姓，都收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和电视转播，在电脑面前人人平等，结果是阶层特征淡化，文化朝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

大众文化是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和取向、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文化。这里的“大众”兼有数量、时间和空间的三种规定性。其一是数量庞大，大众文化大量复制，消费对象或受众人数众多，与象牙塔上曲高和寡的所谓“文化精品”截然不同；其二是时间迅速，影视文化代替了印刷文化的主宰地位，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广泛传播，使过去对文化消费的“读”和“想”变成了“看”与“听”，在极短的时间内甚至几乎是同时被人们迅速认同和接受；其三是空间广阔，大众文化辐射范围宽广，冲破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等的界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而大众文化中的“文化”，无疑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即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在内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如流行歌曲、卡拉OK、迪斯科、武侠言情小说、电视肥皂剧、商品和广告、时装发型、居室陈设、健身方式、新潮时尚与礼仪等等，莫不属于大众文化范畴。

可以这样定义“大众文化”：它是消费社会中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建立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主要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按照商品市场规则运作，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以消费者的感性愉悦为旨归的日常文化形态，是现时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大众文化可以当作是现代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集合体，其“产品”主要包括商业影视、流行音乐、畅销书刊、广告等。商业性、娱乐性、流行性和庞杂性是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

1.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商品性能否压倒非商品性能，直接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大众文化是要市场上的大众拿钱购买和消费的。因此它必须符合大众的文化消费口味，向大众的消费热点趋进，通过市场机制得以传播并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给它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即它是商业性文化。

2.娱乐性。现代生活条件改变了人们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有了从事文化休闲和文化消费的精力、财力和时间。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工作节奏加快，人们要求劳逸之间要有明显的转换和对比度，休闲中要求舒展个性才华，使身心真正获得放松。本来文化的社会功能就是多方面的，有认知、教育、审美、娱乐等等，而在当前大众文化中，突出的则是娱乐功能，其他功能只能寓于其中了。

3.流行性。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最新文化时尚的表现。加之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性，所以能为现代传播媒介所接受，迅速而鲜活地传达给社会大众，家喻户晓，广泛流传。只有流行才有市场，流行性是大众文化生命力之所在。大众文化追踪的时尚往往是“短暂时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年”，正是大众文化流行性的写照。

4.庞杂性。由于大众文化在构成上的复杂性，以及产生大众文化的社会复杂性，使得大众文化先天带有自发和盲目的成分，具有庞杂性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它内容上、形式上的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涵盖极其广泛，也表现在它质量上的良莠不齐、情调趣味上的高低优劣。如国家电视台、政府报纸的周末版属大众文化；克莱斯曼的钢琴表演，国际剧坛上流行的“小剧场”话剧是大众文化；而街头小报、地摊文学、各种伪科学、反文化中的庸俗愚昧，乃至造假贩“黄”，也同样是大众文化。

二、一把“双刃剑”——大众文化对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影响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高职生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更为崇尚世俗与自由。当代高职生很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种文化形态消解传统权威，对历史上的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了直接解构的作用。大众文化猛烈地冲击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大众文化影响着当代高职生的成长。美国学者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2]中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是以消费者为对象的、后现代化意义上消解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界限的文化。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费和娱乐。娱乐休闲本来无可厚非，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令学习和就业压力过大的高职生轻松愉快、愉悦身心，有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流行歌曲，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如台湾歌手周杰伦的《蜗牛》被收入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同时被收入的还有《真心英雄》、《中国人》等。但是更多的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为了“盈利”，把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性引入了为娱乐而娱乐、为消费而消费的误区，平庸化的东西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且崇高的东西被视为落伍，文化生产与消费中所出现的媚俗现象越来越严重，使高职生盲目追求物质享受和休闲娱乐，放弃对远大理想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思考。

1.积极影响。大众文化打破了文化阶层对文化的垄断这种文化特权现象，使文化从文化的金字塔里走出来，走向民间，走向广场，走向家庭，与亿万普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成为他们的日常活动，使文化（特别是狭义的文化艺术）摆脱了过去那种只依附于极少数人的寄生性，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性，“它表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平民主义趋势和大众化思潮。”（法兰克福学派）无疑这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历史进步。大众文化的另一个合理性是“它说明了人类在文化生活中对感官满足的需要是不容忽视的。”（法兰克福学派）具体来说：

首先，大众文化的出现加速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封闭性，冲击着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特权”，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环顾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一种历史性潮流，因为不同质地文化的相互对话与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真正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分层也呈加快态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着自己的应有位置。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垄断强迫的方式让大众接受，只能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去赢得大众。而在这种文化进步中，大众文化功不可没，正是大众文化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并最先显示出其发展的个性——面向百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追求感性娱乐。

其次，大众文化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领域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代青年通过大众文化分享全世界不同的文化成果，逐步形成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和民主意识。当代高职生是在一个自由、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以消解神圣、张扬个性、强调自我和加强民主化倾向的姿态为高职生所认可和接受，他们从单一的政治模式中解放出来，不再盲目崇拜权威，不再惧怕权威，不一味顺从长辈，不循规蹈矩，有自己的运动、时尚和娱乐，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个性的自由与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我就是我”、“我的地盘我作主”成为这一代人的生活逻辑，自主、自立、自信、自强成为青年亚文化特色和理性精神内核。当代高职生独立的理性精神，是现代社会最起码的思想资源，适应了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需要，有利于发挥高职生的创造性，开拓新的道路。

再次，大众文化以其丰富性、娱乐性、平等性给青少年制造快乐，也易于为当代青年所接受和效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平等地消费文化成果，从一定层面上为人性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大众文化零距离地进入了当代高职生的日常生活，满足高职生缓解精神压力和参与文化创造与传播的需求，如海选的“超级女声”们和网络红人“芙蓉姐姐”们，都是当代青年自发参与传媒文化生产消费的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就使得当前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搞笑逗乐的文化消费品，丰富了当代青年的文化生活，拓宽了青少年思维发展的空间，赋予当代青年亚文化广泛的发展平台。

2.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的显著特点，由于它具有的某种自发盲目的成分以及由此带来的庞杂性，其消极性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的：在浅层意义上，它过分激发了人的感官享受的欲望；在深层意义上，它把人的非物质的精神活动降格为特殊的物质活动，从而悄悄地扼杀了人的自由天性，取消了人的理想。

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浅层次的文化。从历史发展中看，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提升；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思考，这种历史进步也导致了文化的泛化，文化成了一种可复制的、唾手可得的东西，是一种平面性的、无深度感的、无深刻含义的东西（当然大众文化并非全部如此）。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或者说人们对它主要功能的理解，是娱乐、游戏和消遣方式，往往忽略它的思考性、启迪性和教育性。有些人把大众文化的生产调侃为“玩”文化，这虽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但的确显现出与精深的高雅文化在创造力与态度上的不同。因此，在大众文化中，知识性文化消费与娱乐性文化消费是严重失衡的。人们往往把大众文化喻为“精神快餐”，“量大，也吃得饱”，但长期一味的依赖，就会患“营养不良症”。

其次，大众文化是更多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大众文化以市场为导向，奉读者、观众、听众等为“上帝”，其创意、题材、艺术、作品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必须转化为经济效益。由此，大众文化还往往透出一种“媚俗”的倾向，其特色之一是“炒”，也就是商业宣传或称之为“包装”，对大众文化偶像——各种“星”的盲目吹捧有时会达到很浅薄的地步。

第三，最根本的是大众文化对当代高职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构的负面影响。随着大众文化越来越商品化，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都被制作者刻意地加以强化，而以此作为代价的则是以道德理性、审美价值、理想深度和人文关怀等为内核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的不断弱化，而消解主题、消解人性深度、消解艺术个性成为时髦，只求一时之乐的道德虚无的文化心态取代了文化应有的道德追求和理性思索。其结果就是导致大众文化的平面化（即在精神内涵上的空虚、苍白、直露和肤浅）与世俗化（即追求感官享受及以世俗功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由于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商业文化，是娱乐消遣的工具，因此它必然会竭力去迎合、刺激人们感情中低俗的东西。而青少年恰恰由于身心发展的限制，不善于也不惯于用理性的思维和逻辑的抽象来观照现实，直面人生，却热衷于把感情投入到当下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中去。因此，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非道德意识和非社会主导价值观正在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意识，这是造成影响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恶化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因素。大众文化之所以对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根源在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因为它蔑视人类的理性和公认的道德价值观，文化的精神内涵被无情地消解了，那么所剩的就只有其物质的渣滓了。所以它总是以“何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青年获取瞬间的满足，甚至以更加叛逆道德规范的姿态魅惑大众，在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起到十分消极的作用。具体来说：(www.daowen.com)

（1）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高职生精神特质呈现庸俗化的倾向。大众文化在适合大众消费的同时，由于其商业追求，以娱乐消遣为主，不可避免的造成固定化的消费模式，不仅把自身推向平庸低俗，也把大众推向平庸低俗。受大众文化的影响，部分高职生会或多或少的染上一些青春文化病，主要表现在享乐主义的物质文化取向和“波普主义”所代表的颓废主义的精神生活取向上。高职生享乐主义的物质文化取向主要表现在高职生行为和成功观念的利益驱动性及消费主义的消费方式上。高职生颓废主义的物质文化取向则表现为大众文化对青年文化特有的反叛性的消解，当代高职生对现实的适应性大于批判性，对于现实生活采取极为冷漠的态度。在部分高职生中流行着“一无”、“二没”、“三拉倒”的口头禅。“一无”就是无所谓，“二没”就是学习没劲、玩也没劲，“三拉倒”就是“一切都拉倒吧”。应该承认，适当的享受是健康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大众文化渲染和引导的享乐主义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它所提供的享乐过程仅仅满足人的低级需要，而且在强化这种满足之时，高职生的高级需要（如对真善美的追求等）受到抑制，从而使他们玩物丧志、精神萎靡。第二，倡导以享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促使高职生滋长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不利于他们确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这在刚刚达到总体小康而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中国是绝对不合适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须依靠一种清教徒式的文化观念的支持，如倡导节俭、惜时，讲求刻苦、奋斗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但令人担优的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今中国，享乐主义文化却不相称地兴盛，而且对高职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与培育“四有新人”的我国高等教育目标形成尖锐冲突。虽然不能说大众文化本身决定了享乐主义的泛滥，但它的确起到了某种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作用。

（2）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高职生道德价值判断呈现混乱化的倾向。作为一种崇尚快乐原则的娱乐文化，大众文化迎合甚至张扬人性的某些弱点和阴暗面而具有突出的“非道德化”倾向。它只要游戏，不要严肃；只追求感官刺激，不顾道德原则；只要个人的随心所欲，很少考虑其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某些旧的道德规范正在被遗弃，但是，有些大众文化往往在调侃、讥讽旧观念和旧习俗的同时，排斥和销蚀着某些崇高的道德信念和理想；在一味追求享乐的同时，淡化了人们的道德意识。一位小说作者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一位歌手唱道：“我想在雪地里撒把野”；《廊桥遗梦》着力渲染一见倾心的婚外性爱；许多暴力片在所谓“正义”的幌子下竭力展示行帮习气和械斗滥杀场面，等等。事实上，抛弃道德原则、消蚀崇高精神正是诸多大众文化产品激起无意识欲望、提供感官刺激的必要前提：只有无所顾忌，才能引发“白日梦”；只有在理性、精神已被麻醉的情况下，才能完全投入到大众文化精心营造的梦幻之中。因此，“非道德化”与“非理性化”在大众文化中是有机联系着的。“跟着感觉走”可以被看作是大众文化的一个“宣言”、一个向消费大众发出的吁求。这种道德价值判断混乱的文化倾向已逐渐渗透于高职生的价值观中。调查显示，高职生对另类活动的追求已成为一种追随潮流的行为。全国11所高校1000名高职生婚恋和性价值取向调查表明：80％以上对婚前性行为持“赞同”的宽容，对婚外性行为或第三者插足有66.3％持“理解”、“说不清”，有43.8％的人把“托付终身”放在第一位，34.2％的选择“感情深厚，不一定白头偕老”，这体现了文化进程中扬弃和背叛的关系，也反映出高职生性价值取向的迷失。

（3）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高职生精神境界呈现沉降化的倾向。生活于大众文化环境中的青年一代，从政治倾向和选择上更少理想主义色彩，政治不再是当代青年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的简单动员对象和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社会观呈现出更多的世俗性和现实化的色彩。作为偏重娱乐性的感性文化，大众文化更多地借助于接受者的“感官”而不是“思维”来传播，这将缩小、束缚受众想象力的空间，文化的内涵被固定于一个个形象化片断，消解了文化的深层内涵，经验的直接性取代了价值的超越性，瞬间的体验取代了永久的回味和思考，使他们的理性思维和价值信念在这种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享受当中悄然退隐、逐渐消解，导致高职生对历史与文化责任的淡化，导致高职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稀释。在这种低水平重复的消费品味塑造过程中，高职生的精神能力（包括认知、审美、创造、评价等）便容易滑坡，精神生活变得表层化、低俗化，文化灵魂趋于麻木和空虚。

（4）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容易产生错误认同的倾向。当代大众文化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发展，具有世界性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仰仗其高新技术和强大的跨国资本，向第三世界倾销它们的大众文化产品。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及港台的影响。从根本上讲，西方大众文化在我国的扩张是受了经济利益的驱使，但同时，这种扩张也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它对于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的心理乃至生活方式都有深刻影响。西方统治阶层为了其政治、经济目的，通过各种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力图重新塑造这些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制度和个性，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商品占领国外市场、巩固其霸主地位开辟道路。这个文化入侵过程往往是在感性愉悦的大众文化层面上展开的。这种与政治、经济互为因果、相互协同的文化渗透和统治对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容易造成不发达民族（特别是其青年一代）的文化自我认同危机。西方大众文化产业的经营者们很清楚，必须在第三世界培养、强化文化殖民意识和崇洋心态，使那里的大众特别是青年逐步脱离本民族文化之根，这是他们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策略之一。我们不难在西方大众消费品的广告中发现，它们十分巧妙地暗示这些产品的使用意味着一种西方式的现代、时髦、高雅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摆脱民族自卑心理、步入贵族生活阶层。这无疑是在告诉人们，只有西方的生活方式才是理想的，只有西方人的价值观才是合乎人性的。西方大众文化很容易使我们的学生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西方大众文化代表着当代文化的主流，似乎西方文明才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似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已经过时。如今我国传媒被西方大众文化占据了相当多的时空，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对于高职生“三观”的形成将构成怎样的消极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5）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当代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也日益呈现出商业化的趋向。这使大学文化越来越受到来自大众文化的严峻挑战，大众文化已逐步扩展到高等学府这块历来被认定是属于精英文化的领地，校园文化模仿大众文化的市场操作使校园文化的发展更具功利色彩。如许多高职院校文学社团冷冷清清，做文学梦的青年越来越少；高职院校社团的发展更看重经济因素，拉赞助、寻求投资已成为社团最时髦的活动，有些社团活动的积极意义不大，如十大歌王比赛只是模仿文化炒作，只为少数人的“成名”。校园文化的世俗性体现了青年一代功利、金钱意识的增强。当代青年相信金钱和权力的威力，他们相信权力尤其相信金钱，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认为金钱、权力和声望是当代成功人士所追求的目标。当代青年的功利性意识及其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利益驱动性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文化“物质主义”的精神特征，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物欲的满足以追求世俗的幸福。

三、遏制和消解大众文化对当代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

面对大众文化对当代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1政府和社会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遏制和消解其消极影响。

（1）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在内容上，必须是有益于大众身心健康的，至少是无害的。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封建迷信、腐朽生活方式，以及具有邪教本质、反动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作品，必须坚决抵制和加以清除；在反映题材的取向上，古今中外的题材当然都可以反映，但应以反映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题材为主，尤其要把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材作为重点取向；在文化功能上，既要注意娱乐性，也要注意思想性和知识性，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大众从娱乐休闲中受到思想启迪，感受知识的熏陶；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2）制定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政策和法规，通过行政和法制手段规范大众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首要作用是对人文价值和崇高精神的追求，而非追求经济效益。首先，应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市场管理规则，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均衡协调的发展，以消除当前大众文化市场畸形膨胀、混乱无序的不正常现象，从而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其次，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形成系统完备的文化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保证大众文化市场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运行。再次，加大文化市场的管理力度，提高文化市场依法行政管理的效益，实现对文化市场的产业化管理，通过市场优化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实现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使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消费达到良性循环，使大众文化市场真正成为我国人民休闲娱乐、陶冶性情的场所。

（3）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人文内涵，提高大众文化生产者和接受者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大众文化作品应该引导人们克服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形成适度消费、适度享受的生活方式。首先，需要对大众进行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启蒙。其次，大众文化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在这方面，主流、精英文化要承担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责任，就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必须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上凸现“平民化”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文化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选择上贴近平民百姓，在创作视角、表现方式、叙述手法和创作心态上具有平民意识。

（4）在文化发展战略上，鼓励精英文化积极介入大众文化领域并对其进行价值引导。精英文化（或称高雅文化、严肃文化）是高层次的文化，是经过提炼的比较纯的文化，是以探求真、善、美的价值为基本职能的文化，所以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如经典学术著作，经典文学艺术作品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比，有四个不同的特点：精英文化在内容上均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对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求，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而不像大众文化那样良莠混杂；精英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比较规范，有确定的理论形态，而不像大众文化那样形式庞杂，不断地花样翻新；精英文化的生命力持久，经典性的文化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超越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衰，不像大众文化那样热得快，冷得也快；精英文化正因为比较纯粹，层次比较高，所以一直是少数人欣赏的文化，“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不像大众文化那样普及，拥有最广大的受众。精英文化的职能和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大众文化那样完全推向市场，不能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同起来。文化的作用说到底是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人的文化素质乃是一个民族素质的最深厚的基础，是关乎民族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发达的精英文化，即便大众文化多么发达，人的文化素质也是难以提升到高水平的，而只能养育出一个低文化水平的群体。只有把人的文化素质奠基在精英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使民族屹立于文化的高峰上，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正因如此，我们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既不能否定大众文化的作用，更要看到精英文化的重要性；既要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更要以主要精力建设发达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应积极介入大众文化领域，肩负起价值引导的职能：一是对大众文化的二重性，即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进行评估、影响、监控的职能，使之趋利避害，健康发展，如开展通俗文学评价、艺术批评等；二是对大众文化的主体——大众，有教育、熏陶、提高的职能，使之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脱离低级趣味；三是借鉴吸收大众文化的某些形式，让更多的人接受高雅文化精品，如撰写科普读物、通俗历史丛书等。如果精英文化失却自己的职责，退出大众文化领域，大众文化庸俗化倾向就会自由泛滥。精英文化在介入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也会使自身得到发展，正是大众文化的发展为精英文化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使精英文化向质量上更高、数量上更大的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矛盾的一面，但在根本上是互补的，精英文化是从大众文化中提升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大众文化。

“于丹现象”正是精英文化成功介入大众文化标志性事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她于2006年国庆节期间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解她的《论语》心得，以其通俗易懂、贴近人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方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其讲稿集成《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也受到人们的热情追捧。有人认为于丹讲《论语》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局面，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于丹能一炮走红，不只是由于她个人的魅力，更主要是由于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起飞，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她收获了赞许，也面对着质疑。身处漩涡之中，她选择了从容，她把她的态度总结为“三鞠躬一握手”：一鞠躬是要向公众，因为老百姓是用生命感悟来还原经典；二鞠躬是对圣贤，他们的睿智让经典的力量趋向永恒；三鞠躬是给媒体，媒体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文明的催化剂。而一握手，是要和提出质疑的人握手，因为多元碰撞是文化获得活力的最佳路径。

2.就高职院校自身来讲，则应着重关注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切实提高高职生的文化品位。低俗的大众文化对当代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冲击，主要是通过争夺和征服高职生对文化的欣赏和消费的趣味格调实现的。高职生对文化的欣赏和消费的趣味格调如何，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是构成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性品质的基本文化修养，是高职生的文化素质中最基础的部分。只有高职生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真正增强了，他们才能在多元变幻的当代文化世界中，保持审美的独立自觉和高雅品位，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从众，成为低俗文化甚至垃圾文化的俘虏。近年来许多高职院校在加强高职生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已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低俗大众文化在高职生群体中广泛而持续地受到欢迎的事实，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品位仍然偏低，高职生人文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仅仅在工具价值的意义上理解和实施人文教育。像大众文化中诸如“知识抢答”、“热线电话”等那样以某场球赛几比几、某某歌曲谁唱之类作为人文知识传授的内容当然不行，而把知道几个历史名人、记住一些名著的标题乃至掌握求职技巧当作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也远远不够。较高人文素质的养成是通过大量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而达到的，所以，中外优秀文化教育应该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中外经典，以课堂教学为主导，把古典名著列入教学计划，并作为必修课开设，着力发掘和弘扬传统经典所蕴涵的现代价值，使高职生获得比较系统而扎实的教育。

（2）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切实提高高职生的审美能力。低俗的大众文化在高职生中广受欢迎的现状，反映出当代高职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偏低的问题。而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现行教育对美育的轻视造成的。在我国当代教育界有一种片面的观念，似乎学生的发展就是理性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逻辑思维的发展。因而，虽然国家早已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总体教育目标，但相比而言，诉诸感性、情感的美育一直是教育中最不受重视、最薄弱的部分和环节之一。高职院校开设的“美学”、“音乐欣赏”、“美术”等美育课程也大多属于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课时和师资力量都不尽人意，甚至处于某种涣散和无序状态，不仅难以发挥全面提高高职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作用，还容易引起高职生对美育的进一步轻视。高职生是感觉灵敏、情感充沛、想象丰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有着抒发和交流情感的强烈需求，有着对艺术和美的热烈追求。可是，由于他们审美能力水平不高，所受的艺术教育不多，因此多数人对高雅艺术可望而不可即，而大众文化却以其通俗性和煽情性吸引了他们。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高职院校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和搞好高校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突出高文化、低技巧的原则。“高文化”就是文化品位要高，文化内涵要丰富。不仅要重视文化及其欣赏方法的教育，更要重视艺术文化精神的教育，引导学生领悟优秀文艺作品中的人文精神。“低技巧”就是降低技巧方面的要求，使多数学生不会因为技巧水平低而被排斥在高雅艺术的门外，从而都能受到高雅艺术美的熏陶。二是要突出美育、艺术教育的感性、情感教育特征。美育和艺术教育不仅是用感性、情感的形式来教育学生，而且是对学生的感性、情感进行教育。因此，要彻底改变那种在艺术教育课上一味做抽象讲解的教学方式，而应该引导学生去体验审美对象，感受艺术品，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观。三是要从人类文化史、文明史的高度来阐释美的具体形态和丰富内涵，从真、善、美相统一的高度理解美的价值、意义和境界，从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赏析中体悟美的真谛和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引导高职生自觉地以创造美、表现美的精神去追求自身修养的更高目标，走向审美的更高境界和更高层次。四是要把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评价纳入美育、艺术教育课的教学内容，帮助高职生独立、清醒、客观地对待大众文化，正确认识各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实质、作用和影响，提高他们的鉴别力和批判能力。总之，只有遵循美育、艺术教育的特有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3）加强闲暇教育和闲暇文明建设，切实提高高职生休闲生活的人文质量。高职生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多在闲暇时间进行。目前，我国学生所占有的闲暇时间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高职生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但我们在闲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还是相当薄弱的，许多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高职生的闲暇文化生活多处于一种散漫自流、盲目无序的状态。由于高职生心理、思维的不够成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不足（现在的高职生多为独生子女，家长的娇惯和各方面的过度呵护使他们的自控能力更加弱化），就很容易投入低俗大众文化的怀抱。因此，高职院校应明确具体地将闲暇教育和闲暇文明建设纳入学校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日常安排之中，并将其作为高职生道德教育、能力培养和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要使高职生懂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要珍惜并合理利用闲暇时间，把休闲、娱乐与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从而使闲暇活动变得更有文化内涵、生活情趣和教育意义。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文化多元化条件下高职生课余文化活动的新方向、新规律，组织开展更多格调高雅、形式多样、为高职生所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把高职生吸引到先进文化、高雅文化的学习、欣赏、研究和创新中来，从而自觉抵制社会上不良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和侵蚀。要充分发挥高职生在高校闲暇教育和闲暇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让他们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潜移默化地从课余文化活动中“受益”、“得道”。高职院校教师既要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让高职生享受最优化的校园文化服务，并促进他们的文化需求向着更为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又要注意尊重高职生的兴趣和意愿，不可剥夺他们自主选择课外活动的正当权利，不可强制占用他们的大量闲暇时间来搞思想文化教育。

（4）弘扬优秀文化，精心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当代大众文化不仅花样繁杂，无孔不入，而且它本身是美丑杂陈、良莠不齐的，其中的鲜活内容和新颖风格对充满青春朝气、求新求变求美求乐心理很强的当代高职生往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大众文化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休闲的需要、娱乐的需要和交往的需要，因而对其采取简单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企图拒之于校门之外，让高职生远离大众文化，显然既不现实，又不合理。所以，我们对高职生的大众文化消费，“堵”不如“疏”，“疏”不如“导”。高职院校要坚持弘扬文化精品，精心营造崇尚精品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大力倡导、扶持、创新和普及先进文化、高雅文化的同时，也要积极组织力量加强对大众文化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刻把握大众文化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引导高职生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进行价值甄别，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或可读性）俱佳的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产品加以欣赏和消费。为使高职生养成崇尚精品的文化消费习惯，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学生社团、读书讲座、学术报告等各类校园宣传的活动进行引导与熏陶。我们既要有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又要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教师要敢于和善于揭示社会大众文化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倾向，深刻分析学生文化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加以及时、适当的教育引导。同时，社会和高职院校都应鼓励支持真正的文化精英积极从事文化的大众化工作，主动介入到优秀大众文化产品的创作中去。精英型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其自身的知识涵量来说还是从其具有的忧患意识来说，都有着普通大众文化创作者们无可企及的优势，他们的介入必将改变大众文化中注重形象、削弱意义的现状，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格调和人文价值含量。高职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不仅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引领潮流的文化心态，而且对弘扬崇尚精品的校园文化精神、引导高职生正确对待大众文化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9

[2]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