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高等教育，它既有高等教育的共性，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高职教育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其中办出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办好具有高职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

一、认清高职教育的主要特点，把握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高职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无论在教育类型、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服务面向等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只有认清高职教育的特点，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1.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特点，要求我们应注意把握高职院校与一般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高职教育是以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有别于学科型、研究型的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最大特色，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应紧紧抓住职业性这一鲜明特色，这是我们探索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前提。

2.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应用性特点，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专业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我国的高职教育不是以培养学科型、研究型人才为己任，而是把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因此在专业理论上要求以“必需、够用”为原则，着重强化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然而，人们往往把高职专业理论教育的“必需、够用”原则套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认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只要“必需、够用”就行了，因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时安排、教学内容和理论深度等方面一再压缩和减轻，在思想政治教育其它方面也浅尝辄止，重日常管理，轻深层次教育。如何处理好“必需、够用”与“深度”的关系是目前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高职教育服务面向的地方性特点，要求我们处理好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地方“三个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高职院校的根本职能是为地方培养各种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地方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活动以加强同地方的联系。因此高职院校建立之初在办学思想上就与普通高校有着明显区别，为地方服务是高职院校最明显的特色之一。适应这一特色的要求，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面向地方、服务地方，为地方“三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地方“三个文明”发展则为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现实中二者的关系并不紧密和协调，这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

二、直面新情况和新问题，探究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

随着高职生成长环境的日益社会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推进，当前，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国际环境看，苏东剧变后，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趋势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

当前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连同西方“文化入侵”的攻势，冲击着主流文化，淡化着意识形态，排挤着高雅文化，消解着人文精神，因而对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疏离性和否定性，客观上形成了不同于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二文化空间”，过去那种与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基本统一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不复存在。这不仅对当代高职生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等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而且对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合法性和主阵地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处在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大撞击、多元文化大交融背景下的当高职生而言，作为社会文化中稚嫩而又精英的部分，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能敏感地触及到社会、思想与政治变革的人群，“既是这种社会趋势和文化趋势的积极追求者，又是其最为有力的推动者。思想观念的演变在他们身上将会表现得最为敏锐，最为直接，也更为迅捷”，在接受各种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正处于青春期，一方面风华正茂，思想开放，富于幻想，充满激情，张扬个性，求知欲强，创造性强，具有积极向上的主流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涉世未深，缺乏实际生活的磨炼，又处在心理发展的“断乳期”，功利意识强，情绪波动大，意志品质不成熟。在泥沙俱下的多样化、多元化大潮的冲击下，如不及时引导或引导不当，他们极易良莠不辨，从而因对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文化、主流道德观、价值观产生抵触或悖离而在不知不觉中被不良文化同化、俘虏，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传播、再创的惟具叛逆倾向的急先锋。

第一，高职院校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上层建筑，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能够全面、综合地反映一个阶级、国家、政党的性质、面貌和利益关系；它能把多种意识形态整合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协调文化活动的发展”。高职院校是继承和传播文化的高地，是多元文化的互动的前沿阵地，也是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场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以往那种激烈对抗的冷战气氛，被掩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形式的交往与活动中，意识形态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的“软权力”扩张，大肆鼓吹“西方文化优越论”、“世界文化一体化”，到处消解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成为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软武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愈益深入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极易导致一些高职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背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

第二，高职院校中西文化价值冲突更为直接、剧烈。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文化的广泛、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但是，有些西方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并且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侵略，从而削弱而不是强化了民族文化意识。这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也很容易使一些高职生对西方价值文明产生盲目的崇拜，从而动摇了共产党执政的合理价值理性，削弱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优势。

第三，高职院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流意识被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一些人对它们产生了误解，出现了所谓的“修正”、“解构”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的一个学派，不应把它作为惟一的指导思想来源。这实际上是在忽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流意识，模糊业已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必将会导致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混乱。

第四，不健康和有害的文化垃圾，对社会尤其是对高职生产生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当中国大量接触西方文化时，西方文化内部已发生了裂变，非理性主义逐渐取代了理性主义，成为文化的主流思潮。非理性主义强调绝对的自我，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国家来说，非理性主义是有害无利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格格不入。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曾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价值观。”[1]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非理性主义不可阻挡地来到中国，被一些高职生接受，并逐渐由浅层次上的文化消费发展成深层次上的政治认同，由感性欣赏变为理性追求，不加抵制地接受西方文化，从而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错位，政治意识淡化。尤其是享乐、色情、暴力、颓废、吸毒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毒瘤，通过国际互联网、商贸往来、出境考察、国际旅游、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必将对高职生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五，西方文化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职生的文化认同危机，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文化安全。大众文化是受西方文化冲击最强、影响最深的层面。大众文化主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大众传媒高度发展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能冲破各种障碍和壁垒，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传播者的“俘虏”。文化的影响由表及里，从有形的实物到无形的思想意识，其力度、广度是难以想像的。“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它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2]向各地的人们灌输西方的社会理想、感情色彩、喜好取向和消费观念，潜意识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特征和生活风格。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如肯德基、可口可乐、万宝路、耐克、宝沽、皮尔卡丹等等产品，固然它们的质量不错，但产品的外包装、商标设计和广告词也是极为讲究的，折射出产品生产国的浓郁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具有较强的扩张力，所传播的价值观、风俗习惯有形无形地从各个层面对整个消费者群体造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许多消费品极力宣扬不受约束的个性的充分满足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这种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对不发达国家构成极大的思想文化威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精神特性却改头换面的取代了伦理标准，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内容与目标，导致这些社会道德败坏、文化堕落、精神空虚现象严重滋生与蔓延”，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安全与吸引力，“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3]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像我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危害更大。在我国，年青人尤其是大学生，特别是来自城市的学生，许多是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耐克，看着西方动漫，听着英文原声歌带长大的，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接受西文文化。高职生们在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西方文化快餐，心悦诚服地体验着西方文化时尚的同时，实际上也正服膺于西方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理想，忽视了对社会责任、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和执着追求，失去了文化的历史的生命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沦落、文化自绝、精神空虚的迹象。精英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仆俯于洋文化，“当今，有不少人用西方的知识结构打造自己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解释我们的学术，用西方学术构成方式和文化构成方式包装自己”。[4]在理想性文化层面，精英文化借鉴西方文化来构建新文化，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机械地照搬西方理念和文化模式，就忽视了民族纽带的维系。殖民文化心态，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的丧失，造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对我国的民族文化构成了挑战，威胁中国文化的安全。

2.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影响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格外突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高职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弱点，容易透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致使一些青年学生过于注重眼前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轻视长远利益和社会责任。(www.daowen.com)

受市场经济这个“利益驱动”经济的大背景、大氛围的影响，高职生在行为方式上追求实际利益特征相当显著。他们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对个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对毕业后求职就业的各方面提前准备等，都远远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充分、更强烈、更成熟，可以说，挣钱己成为当今高职生的第一个人生目标。相对于以前那种“假大空”式的豪言壮语般的人生理想来说，如今高职生的目标少了一点理想色彩，而高职生对个性发展的要求更高，高职生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绪和心理都呈现丰富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特别是在社会控制日益宽松、个人价值受到认可的年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更是得到张扬。

3.从高校事业发展和内部改革的进程来看，高校的大规模扩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实施、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实行，正在改变着高职师生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高校扩招使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这使习惯于小规模学生管理模式的德育工作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面对高职生人数翻番、素质参差不齐的新变化，学生辅导员已不可能如过去那样对所有学生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微观管理和控制，工作只能处于应付状态和表面化。随着一些学校分为几个校区和若干学生生活区的变化，校、院（系）管理权限的调整，学生德育系统不仅与其它职能系统的边缘性矛盾迅速增加，而且面临人员素质急待提高、队伍建设急待加强等问题。如果不对传统模式进行充分的变革和调整，高校学生德育系统工作被动的局面将难以改变。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对于当前及今后的高职生而言，意味着生活上要进入生活社区化和成长环境社会化的年代。随着高职生的社交、娱乐、学习、社会工作逐渐走出校园、走向社区和走向社会的趋势，传统模式注重学校内部、注重系统自身等方面的局限性将越来越突出。高校原来那套针对精英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与模式，已捉襟见肘，难以应付，必须变革才能为高职生的全面素质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采用，不仅淡化班级的概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淡化年级、专业甚至同学的概念。在传统模式下高职生德育工作不仅会悄然丧失以班集体为核心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而且有可能部分失去以“校、系、班”为纵向管理框架的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学生社团、网络信息、社会对高职生影响力加大等新情况。

4.从高职生的思想状态来看，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所指出，大学生作为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尤其是高职生的思想上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高职生存在着受教育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冲突。一方面，高职生的学生身份决定其受教育者的角色，他们在学校要受到校规校纪的约束，思想行为要受到规范。另一方面，在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实行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过程中，他们缴费上学，自主择业，是教育市场的“消费者”，市场法则赋予他们“上帝”的权利，他们将自己视为与学校处于平等地位的法律主体，以顾客的身份，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一切现象和因素。他们要求学校要有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学校要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有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地方，他们就会觉得没享受到“上帝”的待遇而不舒服，闹情绪。高职生受教育者与“上帝”角色冲突的结果，导致了思想上的困惑与迷茫。

二是高职生存在着实用主义的现象，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色彩较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态度消极，学习缺乏主动。他们认为市场不相信眼泪，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靠个人的奋斗。激烈的市场就业竞争促使他们一方面特别重视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和对实用知识的学习和运用，课余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外语、电脑等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上，其学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为了谋求自己美好的生活”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持“为报效祖国而勤奋学习”的态度减弱，功利性比较浓；另一方面，又往往忽视对自己的品德修养。他们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没新意，不实用，对找工作帮不上忙，因而马虎应付，态度消极。目前在多数学生的心目中，计算机、英语是第一位的，专业课是第二位的，基础理论课是第三位的，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充其量是第四位的。

三是部分学生对个人前途缺乏信心，自我肯定意识偏弱，自卑心理较重，专业思想不够稳定，学习动力不足，进取意识薄弱，得过且过的心态普遍存在；少数学生还存在意志品质较差，自立能力、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能力较弱，文化基础差异加大，人文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5.从高职教育的状况来看，高职教育现状具有复杂性。一是高职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对不高，一些鄙薄高职教育的思想和做法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全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有利于高职学院发展和高职学生成才的良好环境，致使一些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面临着很大压力，也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如何帮助高职生认清自我，树立信心，以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上对高职教育的偏见，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比一般高校具有更大的难度。二是高职学院大多由中专校或职大转制、升格而来，生源类型的多样化造成生源素质参差不齐。不同生源类型的学生，其学习态度、心理素质等均有较大差异，决定了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给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不仅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用一般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来教育和管理，就是不同生源类型的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采用同一种模式。

上述是高职院校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只有从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对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的重要性，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才能积极主动地加以应对。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2]全球化世界（王列等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25，129

[4]章敬平.文化：失落的身份证.秘书之友，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