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与后来历史时期相比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都城屡次迁徙。[53]

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商朝从契至汤期间迁徙了八次，自汤至盘庚期间迁徙了五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前八次迁徙分别为：第一次，契自亳迁蕃。第二次，昭明迁砥石。第三次，昭明迁商。第四次，相土迁商邱。第五次，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第六次，商侯迁殷。第七次，殷侯迁商邱。第八次，汤始居亳。这是先商朝，或者说是商的“先公”时期，此时商人的迁徙只能说是部落的流移。

通常所谓的商都屡次迁徙，应指后五次迁徙。根据文献，这五次迁徙为：第一次，仲丁迁于嚣。第二次，河亶甲居相。第三次，祖乙都邢。第四次，南庚都奄。第五次，盘庚迁殷。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都城就再没有迁移过。

那么，商人的都城为什么屡次迁徙？关于其中的原因，历来有以下一些说法：

（一）水患说。这是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多次迁都。如蔡沈《书集传》中说：“自祖乙都耿，圯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书序》中也说“迁乙圯于耿”，《尚书正义》中解释道：“圯，殷也；河水所毁曰圯。”这里明确地指出，水灾迫使殷人迁都。王国维也持这种说法。他在《观堂集林·说耿》中，进一步把“耿”解释为邢丘。他说：“共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圯于此。”

（二）去奢行俭说。早在东汉时，郑玄就指出：“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圯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在这里，郑玄把避免奢侈腐化作为迁都的原因。杜笃在他的《论都赋》中也说：“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后汉书·文苑传》）荀悦《申鉴》亦云：“盘庚迁殷，革奢即约。”

（三）游牧说。认为殷族在盘庚以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没有固定的都邑，不断地进行迁徙。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时代转入农业时代，因而有了定居的倾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认为：“殷人在相土以前，照《史记》所载世系，三世凡五迁，盖在动移无定之频繁移徙中，此殆为尚未定居的游猎畜牧民之特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

（四）游农说。傅筑夫认为商代的农业是一种极其粗放的原始农业，其原始性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式的原始。所以，当一个地方地力耗尽之后，就需要改换耕地，所以不得不迁徙。[54](www.daowen.com)

（五）战争说。邹衡认为殷都屡迁是为了战争，因为“当时选择五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毫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强大的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六）王位纷争说。黎虎认为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从仲丁以后，商朝统治阶级的内部发生了“比世九乱”，诸弟子争相代立，长期王位纷争。这种连绵不断的政治动乱，大大地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于是“诸侯莫朝”，商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中。商王朝为了摆脱困境，便以不断迁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55]

（七）阶级斗争说。李民主张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是导致殷都屡迁的原因（《尚书与古史研究》）。

（八）方国联盟发展的需要。晁福林认为殷都屡迁适应了方国联盟发展的需要，是原始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它从政治、军事、经济几个方面加强了殷与诸方国的关系。[56]

当时的都城屡次迁徙，其真正原因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自盘庚迁殷以后，商人定居了下来。史家指出，自迁殷至纣之灭，凡二百七十三年，殷人未再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