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道路修筑的历史很悠久。早在黄帝时期，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实施“披山通道”（《史记·五帝本纪》），修通了不少盘山道路。新石器时代道路修筑已是成较为普遍的现象。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条用兽骨渣、小鹅卵石、碎陶片掺杂铺垫起来的路面，其下部还用火烧过。这条道路分布在三片住宅群围绕的广场一带，可见是聚落内的道路设施。临潼姜寨一期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两条人工铺筑的道路。到了夏禹时期，“开九州，通九道”（《史记·夏本纪》），禹将国土划为九个行政区，并开辟通往它们之间的九条道路。商代的道路及其修筑技术，应秉承于历史，并有所发展。

商朝的王都里已经修建了很好的道路。河南偃师尸乡沟的早商都城遗址，发现了大路十一条，路面各自宽六米，最宽达十米，道路与城门大体连接，构成了棋盘式的交通网络。2000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洹北商城发现了一条规格很高的双向道路，宽8.35米，四道车辙清晰可见，道路的两侧是很宽的便道。这条道路长一千多米，与都城内居民聚居区也有道路连通。2008年，考古学者在安阳刘家庄北发现了三条商代的道路，其中两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两条南北向的道路各自宽十米以上，最宽处达二十四米，双向多车道；路面用碎陶片合土填铺，结构坚实；路旁还有人行道。它们和东西向的道路在有的地方会合成十字路口，在有的地方会合成丁字路口。这两处考古发掘证明，商代的都城里已经修建了通车条件很好的道路。正因为殷商的王都有很好的道路设施，箕子在商朝灭亡后见到了周武王，向其夸耀商的“王道”的正、直和平坦（《尚书·洪范》）。

商代的方国里也有道路的修筑。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了两条商代道路，一条长百米，宽三至六米；一条长三十九米，宽一至二米，路面有一定的土料铺成，还有排列有序的柱洞。两条道路相连。这两条道路应当是商代的方国自己修筑的。

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影响力发散至于四海，各地的诸侯都来商都朝贡（《诗经·玄鸟》）。商代王都和方国之间的相互来往联系应该是通过道路完成的。商朝与西部的丰、镐之间有可通行马车的道路。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之时，携带战车，从丰镐直达商都，那么，两者之间必然有能通行马车的道路。另外，殷墟发现了很多玉器，这些玉器的原料都为产自新疆的和田玉和青玉，所以，当时的新疆和商都之间应有道路可通。

商都与西北的今山西之间有道路通行。商朝曾长期和位于山西境内的土方、鬼方、方长期交战，它们之间一定有道路通行。商都有通往东北方向的道路。商代的孤竹国位于东北境内，他们经常向商王朝进贡物品，如“竹入十”（《合集》902反），是说孤竹进贡物品十件。那么，商都和孤竹之间应有道路通行。商都和东方的山东之间也通道路。商末曾大规模征伐人方，人方位于今山东境内，那么军队行军中走的应是通往二者之间的道路。商王武丁时期曾“奋伐荆楚”（《诗经·殷武》），荆楚位于今湖北境内，那么商都和南方的湖北之间也应有道路通行。

商朝有时也靠河道来交通外界或运输物资，因而河道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道路的作用。《国语·楚语上》记载商王武丁时期“自河徂（cú）亳”，河就是黄河，黄河在此起到了道路的作用。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坐落在洹水（今洹河）南岸，洹水在当时也起到了交通外界的作用。

商代的马车复原图（采自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

再来看商代的交通工具。

商王和贵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商代甲骨文中的车作，应是临摹当时实物来造字的，从中可以看出车的样式。商代早期的人们已经使用车了，1998年河南偃师商城的土路面上发现了东西向顺城墙而行的车辙的痕迹，长14米，轨距1.2米，这应为当时人用车后留下的。《合集》10405中有一条卜辞非常生动地记载了商王乘车打猎的情况：甲午这天，商王前往打猎，追逐猛兕，小臣驾驶的马车由于被石头所阻，斜出撞到了王车，使坐在王车上的子央坠下车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商王和小臣都是乘车的，而且王车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子央。

马车是商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目前，在殷墟及其以外区域已经发现了近百辆的马车。商代的马车多为独（即辕）车，车轮的辐条达十八根，一般长1.3米，宽0.8米，车厢可以乘两人，至多三人。车厢呈簸箕形，狭面在前，宽面在后，人从车厢后部上车。

商代的马车大多由两匹马拉，然而，在小屯宫殿区20号墓中出土了一车四马的马车，可见在商代晚期有些贵族乘坐的是一车四马的马车。商代的有些马车是作为战车使用的，《淮南子》中屡次提到商汤以“革车三百乘”攻伐夏桀，说明商汤在战争中使用了战车。1936年小屯东北地的宫殿基址出土了五座车马坑，都是南北向，呈作战队列，是战车的明证。著名的商末小臣墙刻辞（《合集》36481）记载了小臣墙打了胜仗后俘获的人众和物品，其中就有“车二丙（辆）”，可见这次作战的对手使用了战车。(www.daowen.com)

商代也有牛车的使用。牛车虽然不快，但是能驮重物，并且耐久，所以也有用武之地。商人很早就会使用牛车，《吕氏春秋·任数》“王冰（亥）作服牛”，是说王亥让牛来驾车。王亥是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的先商时期的首领，可见商人驯牛之早。商人还用牛车驮运物品去远方做生意（《尚书·酒诰》）。

为了更快地行进，商人有时就骑马。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发现了一座墓，编号是164，其中出土了一人一马一犬，又有一戈一刀一弓形器和一件玉制马刺。这应是一座骑士墓。西安老牛坡30号商代墓，出土了一人一马一犬，应是一骑士或猎人，他也是以马作为交通工具。

商代的时候，人们还用象作为交通工具。生活于亚洲地区的象性情温顺，它们非常庞大，是生活中的重要帮手，可以用来驾车，搬运木料，从事笨重的劳动。除此之外，商代的象还有别的用途，《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将象用于了战争。

松郭家独木舟平、剖面图（采自王永波：《原始渡具与早期舟船的考古学考察》，《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商代的时候，中原地区有大量的象活动，这为殷人驯服野生象提供了前提条件。甲骨文中屡见殷人获象的记载，如《合集》37363“获象十”、《合集》37365“获象七”、《合集》10222“获象”，这些都说明当时有很多象生存。商代的人已经掌握了驯象的技术，《合集》32954记载商王于癸亥日“省象”，即去看象；在《合集》4611正面的卜辞中，商王还命令亢去“省象”，这些象应该是驯服后的。商朝有专门的人负责驯服象和护理象，1935年殷墟王陵区发掘了一座象坑，出土一象一人，这个人应当就是专门负责驯象的。1978年，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了一座象坑，出土的骸骨来自一只幼象，可能就是被驯服的象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中生产的。1959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了商代象纹铜铙，器物的上部两侧分别立着一只卷鼻小象，而左、中、右三边还装饰有六只虎、六条鱼。器中的小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商代也有一定的水上交通工具。舟是商代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息县淮河西岸河床下发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的独木舟，长9.28米，最宽处0.78米，高0.6米，是由一根整体的圆木加工而成。另外，山东荣成松郭家也出土一商周独木舟。该舟保存完好，长3.9米，头部宽0.6米、中部宽0.74米、尾宽0.7米，舟体最大高度0.3米，最大舱深0.15米；两道低矮的舱隔把舟体分为三个舱；舟体平面近梯形，纵剖面略具弧形，前翘后低，两侧舱壁外凸，这种结构可以增加浮力和减少前行的阻力。这些都是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

商代象纹铜铙及局部

为了保证舟的顺利前行，还必须有一些特定工具。这些工具我们可以从甲骨文字形及考古实物中看出具体的物态。[27]桨，甲骨文中有一字，作（“般”字），像用桨划船。篙，甲骨文中有字作，像人站在舟上，撑篙前行。帆，甲骨文中有字作，像风帆的形状。锚，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件商代的锚，为多钩铜器，居中为一圆环立柱，下端分出挂钩六支，质地坚固；长16.5厘米，重一公斤。

舟首先是人们在河流中巡游的交通工具。甲骨文中的“寻舟”即循舟，指舟在水中顺流而行；《合集》24609说“王其寻舟于河”，是商王在黄河上巡游。其次，可以作为运输人员和物资的手段。金文中有一字作（《集成》1459），像一人挑贝乘坐于舟中。这里的舟就是运输物资的。再者，可作为战争时的战船。[28]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曾率领三百乘的戎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向东进发，征伐商纣，他们在周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这天，渡过了孟津。此时还处于商王朝时期。周武王如此庞大的军队渡过孟津应乘坐了舟船类的工具，舟在这里就起到了战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