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曾经谈到了商代的选官原则，为“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并引用迟任的话，进一步申明“人惟求旧”（《尚书·盘庚》）。旧人就是指商王室的血亲贵族和异姓功勋贵族，其中以王室血亲贵族为主。[8]商王朝给商王的诸多叔父、同宗族的同辈兄弟以高官厚禄，组成血亲集团，如微子、王子比干等。同时也任用一些异姓功勋世袭贵族，如伊尹等。

祭祀、占卜和征伐是商代政治生活中的三件大事，商代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很多都是世袭的显赫贵族。商代的人尊神敬鬼，推崇占卜，负责占卜的贞人多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重要文官，而这些人都来自贵族子弟。商代的军队作为国家对内统治、对外征战的重要机器，主持者多是王室之人或亲信贵族。如武丁时期的重要将领妇好就是武丁的妻子，望乘、毕、雀都是商王的亲信贵族。另外，商王朝内服和外服的重要官员都是由大贵族担任。

商代任用亲信贵族，也有一定的甄选标准。这些标准大致有：首先就是要别亲疏远近。其次，忠于商王。商王盘庚在劝诫臣下时，就希望他们完全遵照王的意思去办事，并对这些人很敬佩。再次，以国家之事为重，不自私自利，不贪财好货。商王曾经明言自己不会任用那些贪财好货之徒，而愿意任用恭敬为国家利益、民众营生出力的人。第四，对部属民众爱护，不加戕害。商王曾劝诫官僚不要侮辱年老体衰的人，不要欺凌弱小的人。第五，做好本职的工作，不乱起妄言，不扰乱政治。

商代在任用亲贵的同时，在政治改革的特别时期也会破格任用一些富有才华、出身微贱之人。商王武丁继位之后，商王朝面临诸多困境，“比九世乱”（《史记·殷本纪》）。然而，此时他身边的亲贵们多是平庸无能之辈，而且逐渐形成强大的政治保守势力，对武丁的改革百般阻挠。武丁自己曾在民间生活，深知他们中间有治国良材。傅说就是当时出身微贱、但富有才华的人。

根据文献记载，傅说曾是一名筑城的奴隶，“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墨子·尚贤下》），还有人说他是囚犯。总之地位很低下。但是他很有治国的才华。武丁为了起用傅说打破了很多的常规。武丁三年不说话，寻找对策，最后谎称自己做了个梦，梦见遇到一位有经国济世之才的人，命令下属去找。这样才把傅说招到了身边。武丁得到傅说之后，君臣相得，终于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伊尹对于商汤，也是其非常时期任用的非常人才。商汤当时有灭夏的雄心，但缺乏有才华者的辅佐。伊尹当时只是一个耕于有莘之野的农奴，也有人说是陪嫁的媵臣。他因为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常被商汤引在左右，他也以做饭打比方，跟商汤讲说治国的大道理。商汤以为他有才华，于是任用为相。商汤在伊尹和另一位贤能之士仲虺的辅助下，终于率领商族及其盟友打败夏桀而建立了商王朝。

商代自武丁之后的国君多是些平庸享乐的帝王，不能及时改革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到了商末，殷道日衰，贵族们则嗜酒成风，萎靡不振，国势日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乙把帝位传给了拥有很高天赋的帝辛（即商纣）。据文献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帝乙传位给他，就是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商纣面对内忧外患，为不负重托，决定起用有能力无恶习的非亲旧人才，来对抗商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费仲、恶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用的。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然而，此时商王朝已经积重难返，大厦将倾了。而且商纣的改革触动了贵族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旧贵族势力从中百般阻挠，与周族势力内外勾结，破坏纣王改革，甚至有些大贵族携带重器，叛国投敌。再加上纣自身的暴虐腐败，使这场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值得一说的是，商王破格提拔人才只是个别的现象。商王朝最主要的还是亲贵政体，用亲用贵仍是当时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

商代的选官除了以上所言的一些状况以外，还有临时任官现象的存在。

临时任官就是商王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临时任命官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新出现的事务没有人员管理，需要临时任官，另一方面是出于集中王权的需要。商代的同姓贵族和外姓官长长期担任重要骨干，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有时会形成对王权的约束。商王临时任命的官员往往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商王的意志可以得到顺利贯彻。

商代临时任命的官员有一类是已经有一定职务的贵族。甲骨文中的“御事”有用事的含义，这一类卜辞中的人物往往具有临时任命的性质。《合集》21698记载“启入御事”、《合集》27789“微御事来”、《合集》5561“呼山入御事”，这里的启、微、山都是商王朝的贵族或方国的伯长，他们就是被临时任命去管理一定的事务。

商代还有一类被临时任命的官员本身并没有固定的职务。商代有很多贵族的远方兄弟、子侄，由于宗法的关系，在本族中的地位并不高，也没有固定的职位。他们往往成为商王临时任命的官员。

商王有时还会从俘虏、罪犯、奴隶中选取一定的人，临时选拔为官员。殷商时期，贵族和地方伯长经常向商王朝进贡甲骨，商王会派一定的人员对这些甲骨进行检视，甲骨文中称为“示”。甲骨文中有这样的卜辞：“羌宫示十屯”（《合集》7380臼），十屯就是十对，本辞意为羌宫视察十对甲骨。这里的羌宫就是俘虏，他被商王任命来视察甲骨。甲骨文中的“启”有时是指军队里的先头部队，《合集》7345记载：“羌舟启王”，这里的俘虏羌舟就担任了商王的先头部队。

周武王灭商后，并不是立刻摧毁了商王朝的官僚系统，而是大范围地传承了商代的文官。这种传承表现在：

其一，商周之际，很多商朝的官员投奔了周朝。《史记·殷本纪》载商纣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大师、少师是商朝管理祭祀、音乐方面的官员，他们在商末投奔了周朝。这些人后来应当都在周王朝担任一定的职务。

其二，一些在西周王朝任职的官员，祖先是从商朝投奔过来的。在西周青铜器史墙盘铭文前段追述周初文、武、成、康、昭、穆各王的功业，后段记载了微氏家族的发展史，包括其任职。

史墙在追述祖先功业的时候讲到：

于武王既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史墙……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作宝尊彝。（《商周青铜器铭文选》225，史墙盘）(www.daowen.com)

微史是史墙的祖先，曾在商朝任史官；他在武王克商之后，投奔了周朝。墙继承了微史的职务，继续在周王朝任史官。

其三，商末周初，还有一些商朝文官在西周王朝被任命了同样的职务。《尚书·顾命》曾提到：

大保……命作册度。

《顾命》一般认为是西周成康之际的文献，所以它所提及的“作册度”当是周初成康之世的人。有学者指出此处的“作册度”就是金文中的“作册宅”。此段材料的大意为：大保命令宅担任作册。

史墙盘及其铭文

然而，作册宅铸造的作册宅方彝（《西清古鉴》13·6），盖呈“四阿顶”式，从器形上看和殷墟刘家庄1046号墓出土的方彝相似，当处于殷墟四期，即帝乙、帝辛时期。以此来看，宅曾生活于商末，并在商王朝任作册职官。作册宅被周初的成康朝廷任命为作册，说明周初统治者任命他担任了同样的官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呢？

一方面，这跟周初的统治政策有关。周武王伐商时，曾特地向作战将士们申明：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尚书·牧誓》）

《西清古鉴疏》书影

王肃说：“不御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无逆之；奔走去者，可不御止。役，为也，尽力以为我西土。”这段文献有两层含义，一是奔走逃跑的，不追杀；一是奔来周朝投降的，则为周朝所用。这当然是周武王所制定的一种军事策略，鼓励商王朝的将士逃跑、投降，从而减少伐商过程中的阻力。这种政策也在客观上促使很多商王朝的官员奔来投降周朝。这些来奔的人，后来很大一部分都在周王朝任职了。与此同时，《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灭商后：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三巫”，《史记·周本纪》作“保玉”。对于“三巫”具体所指，清代学人多有研究。潘振以为其是地名；于鬯以为是“三革”，大致是兵器；陈逢衡以为是“巫参”，为“殷家神明之重器”。《史记·周本纪》与《逸周书》相异的地方，如清代学者梁玉绳引《吹景集》所言：“当从《（逸）周书》”。而将“三巫”解为地名，则要在“九鼎”与“三巫”间加“于”，有增字解意之嫌，陈逢衡已指出其误。另外，“三革”、“巫参”的说法都要通过通假或倒装，甚至要转换多次，略显迂曲。实际上，商代有巫官，据文献记载，太戊时有巫咸，祖乙时有巫贤。他们在辅助商王治理国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上引文献中的“巫”当即巫官；“三巫”应即商朝的多个巫官。三巫作为高级文官，熟悉国家礼仪的运作、制度的制定，也是周朝重新建立统治秩序所重点依靠的力量。所以，周武王让南宫百达、史佚将他们带到周王朝继续任用。

另一方面，这与商周之际的教育状况有关。殷商、西周时期私学尚未兴起，大部分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一些从事文职的官员，通过家族内部传承教育，掌握着很好的知识，被当时的政府所倚重，从而能世代保持官禄，虽历经不同的朝代而不变。司马迁在回顾其家族的历史时，说到：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司马迁的家族也是一个在不同朝代都能任官的文官世家。其先人在周朝的时候已是世代任史官，管理周史。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家族通过教育，掌握了知识，因而为政府所倚重。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与这种状况有关系。